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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天在街上我們曾經和尤里·蘭多擦肩而過，我想我們是不會多看他一眼的。他看上去就像在家時一樣，想必多年前在基輔或敖德薩時，他看起來就是這樣。他是個身材魁梧的男子，厚胸膛，那張臉簡直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時代頌揚勞動階級壁畫裡的典範;寬寬的額頭、高高的顴骨，面龐稜角分明，加上一個突出的下巴。棕色的頭髮長而柔軟，經常得往後揚頭把臉上的頭髮甩開。

　　  他快五十歲了，移民美國十年，來的時候帶著太太和四歲的女兒盧德米拉。以前在蘇聯他便做過一些黑市交易，到布魯克林之後很快接觸各種邊緣企業，不久便開始交易毒品。他做得很不錯，不過幹這行沒有不賺不賠的人，要麼送了命或進了監獄，要麼就做得不錯。

　　  四年前他太太的卵巢癌已經轉移，靠著化療多活了兩年半。本來她希望看到女兒初中畢業，可惜卻在秋天過世了。盧德米拉(現在她自稱露西卡)在春天畢了業，現在是一所位於布魯克林高地、名叫奇切斯特學院的私人女子高級中學的新生。那所學校學費很貴，要求也很嚴格，畢業生進入常長春藤聯盟大學的比率極高，當然也包括像是布林莫爾或史密斯這類的著名女子大學。

　　  當凱南開始打電話警告同行小心綁架的時候，他差點就決定不打給尤里·蘭多。他們並不熟，幾乎沒有往來過，不過最主要的原因是凱南以為尤里不必擔心，因為他太太已經死了。他沒有想到他還有個女兒：不過他還是打了電話，尤里聽了更覺得自己打從一開始送露西卡上學的方式就是明智之舉。他不讓她坐地鐵或公共汽車，安排了車輛接送服務，每天早上七點半來家裡，然後下午兩點四十五分再到奇切斯特校門口去接她。如果她想去朋友家，車子會送她去那兒，等她想回家時，她再打電話叫車子去接。如果她想到家的附近逛逛，通常一定會帶著狗。那是一條非洲獵狗，性情其實非常溫和，但看起來卻兇猛、嚇人。  

　　  那天中午剛過，奇切斯特學院辦公室的電話響了，一位說話頗有教養的男士解釋說他是蘭多先生的助理，要求學校早半個鐘頭讓露西卡離開，因為家裡有急事。“我已經打電話跟車輛服務公司講好了，”他向接電話的女士保證，“他們的車子兩點十五分的時候會在校門口等，不過可能不是今天早上去接她的司機和車子。”還有，他補充說，如果有任何問題，請不要打電話去蘭多先生的家，可以直接找他，佩蒂伯恩先生，然後他給她留了一個電話號碼。

　　  她並沒有打到那個號碼，因為這件事並不難辦。她叫露西卡(學校里沒有人知道她叫盧德米拉)來辦公室，告訴她今天她得早點離開學校。兩點十分，那位女士往窗外看，一輛墨綠色貨車停在位於龐艾普街上的學校大門正前方。那輛車跟平常接送那位女孩的新型通用轎車很不一樣，不過顯然是來接她的。車輛服務公司的名稱及地址清清楚楚漆在車身兩側，査維里姆租車服務，地址在海洋大道上。繞到貨車另一邊替露西卡開車門的司機，身穿藍色便裝外套，正是該公司的制服，而且他還戴了一頂規定的鴨舌帽。

　　  露西卡毫不遲疑地上了車。司機關上車門，繞到另一邊，上了駕駛座，開到柳樹街的街角，這時辦公室內的女士便轉開視線了。  

　　  到了兩點四十五分，大家都放學了。幾分鐘之後，平常的那位駕駛員開著那輛當天早晨送露西卡去上學的奧茲莫比轎車來了。他很耐心地在路邊等候，因為他知道露西卡通常會遲十五分鐘才出校門。他很可能會等那麼久都不說一句話，但露西卡的一位同班同學認出他來，告訴他一定是搞錯了。“因為她早就離開了，”她說，“半個鐘頭前就有人來接她走了。”

　　  “得了吧。”他說，以為她在跟他開玩笑。

　　  “是真的!她爸爸打電話到辦公室去，你們公司派了另一輛車來接她。你要不相信我，可以去問塞佛倫斯小姐。”

　　  那位司機沒有進去問塞佛倫斯小姐;如果他那麼做了，塞佛倫斯小姐肯定會打電話到蘭多公館，甚至還可能會打電話報警。但司機只使用車上無線電話打給海洋大道公司里的配車員，問她在搞什麼名堂。“如果她早需要用車，”他說，“你還是可以叫我來啊。就算你聯絡不到我，也該通知我一聲，讓我別白跑一趟。”

　　  配車員當然不知道司機在講什麼。等到她大概抓出個頭緒，她想到一定只有一種可能，蘭多不知為什麼原因，打電話到另一家公司叫了車。本來她可以不管的，或許是因為他們的線路都在忙，或許蘭多有急事，或許他自己去接女兒了，忘了取消訂車。不過顯然她覺得事有蹊蹺，她査了尤里的號碼，打了個電話給他。

　　  起先尤里覺得她在大驚小怪。顯然查維里姆公司有人出了差錯，派出兩輛車去接同一個人，讓第二位司機白跑一趟。為這種事打電話來找他幹什麼?但他開始意識到情況不對，他仔仔細細問了配車員經過情形，說他很抱歉，造成他們的不便，然後把電話掛上。

　　  他接著打電話給學校，等他和塞佛倫斯小姐通完電話，知道他自己的助理佩蒂伯恩先生打電話過去的事之後，心裡已經明白了。某人已成功從學校里拐走了他的女兒，騙她上了一輛貨車。她被綁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