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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輛藍色廂型貨車經過她的凱美瑞時繼續往前開，在附近繞了一圈，然後就停在那家超市正前方的消防栓旁邊。

　　  弗朗辛·庫利離開家的時候，我還在吃早餐。

　　  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埃萊娜和我在東六街上的一家印度餐廳吃了晚飯，然後趕到拉斐特街上的公共劇院看新改編演出的話劇《勇氣母親》。我們的位子很不好，有的演員講話根本就聽不清楚。本來中場休息的時候就想走，可是其中一位男演員是埃萊娜鄰居的男友，我們想等謝幕之後到後台去稱讚他的演技，後來又決定跟他一起到附近街角的一家酒吧喝一杯。結果那地方擠得水泄不通，真讓我搞不懂。

　　  “太棒了，”走出酒吧時我對埃萊娜說，“他在台上三個小時，講的話我一句都沒聽清楚，剛才我坐在他對面一個小時，也沒聽清楚他在說什麼。我懷疑他是個啞巴。”

　　  “那出戲沒有三個小時，”她說，“大概也就兩個半小時吧。”

　　  “感覺像三個小時。”

　　  “感覺像五個小時!”她說：“咱們回家吧。”  

　　  我們回到她的住處。她替我煮了咖啡，自己泡了杯茶。我們一起看了半小時CNN，GG時間聊了聊天。接著我們上床，一個小時之後我起床摸黑穿好了衣服。走出臥室時她問我上哪兒去。

　　  “對不起，”我說：“我沒想吵醒你。”

　　  “沒關係。你睡不著?”

　　  “是啊，我覺得好像透不過氣，不知道為什麼。”

　　  “去客廳里看看書，或者把電視打開，不會吵到我的。”

　　  “算了，”我說：“我覺得有點煩躁，步行回旅館或許能讓我平靜點。”

　　  埃萊娜的公寓在五十一街，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間。我住的西北旅館在五十七街，第八和第九大道之間。外面很冷，本來我想叫計程車，可是走一條街之後就不覺得冷了。

　　  在一個街口等紅綠燈時，我無意中瞥見兩棟高樓之間的月亮。幾乎快月圓了，難怪，那個晚上就是有月圓的感覺，血管的血在奔騰，讓我老覺得想做點什麼事，可就不知道到底應該做什麼。  

　　  要是米克·巴盧在城裡，或許我會去他的酒吧找他。可是他現在人在國外，而且我此刻的情緒，進哪個酒吧都不安。回到家後，我拿起一本書，挨到大約四點左右，才把燈關了，上床睡覺。

　　  早上十點鐘我已經坐在街角的火焰餐廳，吃了一份簡單的早餐，順便讀讀報紙，主要是看看社會版的犯罪新聞和體育版。全球版永遠只報導危機，我無暇關心，除非國內或國外真的是大禍臨頭了，否則無法引起我的興趣;太遙遠了，我的心力拒絕為之煩憂。

　　  上帝知道，我閒得很，每條新聞都可以細細讀，再加上招聘欄和租售版。前一個星期，一家辦公室設在熨斗大廈②里的規模頗大的偵探社給了我三天的工作，可是後來就沒音訊了，而我最後一次靠自己關係做的工作，更不知已是哪年哪月的事。我的錢沒有問題，所以並不是非工作不可，而且我也已經學會每天給自己找點事情做，不過我還是希望能做點什麼。月亮雖已西沉，但昨夜的焦躁之感並未因此沉寂。它還在那兒;血液在輕微地發燒，皮膚下說不上哪裡在癢。可無論如何，你就是撓不到。

　　  ①熨斗大廈(Flatiron Building)，建於一九〇二年，當時是紐約最高的建築。

　　  弗朗辛·庫利在達戈斯蒂諾超市里逛了半個鐘頭，裝滿一個購物車，付了現金。提物僮替她把三大袋物品裝進購物車裡，跟隨她出了超市，走到她停車的地方。  

　　  那輛藍色廂型貨車還停在消防栓前面。貨車的後門敞開，兩個男人下了車站人行道上，顯然在研究其中一個人手上拿的記事板。領著提物僮的弗朗辛經過他們面前時，兩人都朝她這邊看。等她把她那輛凱美瑞的後車廂打開時，那兩名男子已鑽回貨車，關上車門。

　　  提物僮將購物袋放入後車廂，弗朗辛給了他兩塊錢小費，這是普通人出手的兩倍，還有很多顧客連一個蹦子兒都不會給。凱南教她給小費要大方;不必過頭，但要慷慨。“慷慨是誰都負擔得起的。”他對她說。

　　  提物僮把購物車推回超市，弗朗辛坐進駕駛座，發動引擎，沿著第四大道朝北駛去。

　　  那輛藍色廂型貨車隔著半個街區的距離跟隨著她。

　　  我不能確定弗朗辛從達戈斯蒂諾超市到大西洋街上那家進口食品店走的路線。她可能沿著第四大道一直走，到達大西洋街;也可能上高恩努斯高速公路進入布魯克林南區。我不可能知道，不過也不要緊;總之她駕著那輛凱美瑞到了大西洋街與克林登街的交叉口。西南邊的街角上有一家名叫阿萊波的敘利亞餐廳，它的隔壁，位於大西洋街上的就是那家食品店。其實那是家大型熟食店，店名叫作“阿拉伯美食店”。(不過弗朗辛從來不用這個名字，跟大部分去那兒買東西的人一樣，她總是稱它為“阿尤布的店”，阿尤布是以前的店主，十年前搬去聖地亞哥了。)

　　  弗朗辛把車停大西洋街北側設有計時器的停車位上，幾乎就在阿拉伯美食店的正對面。她走到街角等綠燈，過了馬路。等到她走進店裡時，那輛藍色廂型貨車已經在阿萊波餐廳的卸貨區停下，就在阿拉伯美食店隔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