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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手把話筒蒙住：“講一個你女兒會知道的事。”

　　  他聳聳肩：“狗的名字?”

　　  我對著話筒說：“叫她告訴你——不行，等等。”我又把話筒蒙住，說，“他們很可能也會知道，他們跟蹤她一個多星期了，知道她的作息時間，肯定也看過她帶狗出去散步，聽到她叫狗的名字。再想一個。”

　　  “之前我們還養了另一條狗，”他說，“一條小的，黑白相間，後來被車撞了。養那條狗的時候她還是個小娃娃。”

　　  “可是她會記得?”

　　  “怎麼可能忘掉?她愛死那隻狗了。”

　　  “她那隻狗的名字，”我對著話筒說，“還有以前養的那一條。叫她描述兩條狗的樣子，把狗的名字講出來。”

　　  他覺得很有趣：“一條狗還不夠，非要兩條不可。”

　　  “對。”  

　　  “這樣你才能得到雙重保證。我就滿足你吧，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會怎麼做。

　　  他是用公用電話打來的，這一點我很確定。他講電話的時間不是很長，投的錢都還沒用完，不過這一套做法無懈可擊，現在他不可能改變做法。本來他在用公用電話，現在得設法查出兩條狗的名字和長相，然後再打電話給我。

　　  假設這次他並沒有用洗衣店的那部電話;假設他是開車出去，到離他家頗遠的某條街上用那裡的公用電話，現在他得開車回家，停車，進屋去問露西卡·蘭多她那兩隻狗的名字。然後他得再開一段車，找到另一部公用電話，把那些情報再轉告給我聽。

　　  我會不會這樣做?

　　  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或許我會再花一個硬幣，省點時間，也省得跑這一趟，直接打電話給留下來看守女孩的夥伴，叫他暫時把塞在她嘴裡的東西拿出來，問到答案。

　　  如果現在港家兄弟在這裡，該有多好。

　　  這可不是我第一次那麼想。如果能讓吉米和大衛進駐露西卡的臥室，把他們的數據機接上她的史努比電話，把電腦放在她的梳妝檯上，事情就會變得多麼簡單!他們可以用露西卡的電話監聽她爸爸的電話，不論任何人打來，我們都可以立刻追蹤到對方的位置。  

　　  如果雷打電話回家問狗的名字，而我們在這邊監聽電話，那麼在他知道狗叫什麼之前，我們已經知道藏匿女孩的地方在哪裡了。在他再打電話給我之前，我們早已派車守住兩個地點，等他一打電話就逮他，然後再去包抄他的房子。

　　  但港家兄弟並不在這裡。我只有TJ，呆坐在日落公園的一間洗衣店裡，等著別人來用電話，倘若他沒有明智地把一半財產浪費在買尋呼機上，我就連他這項資源都沒有了。

　　  “真要叫人發狂，”尤里說，“坐在這裡盯著電話看，等它響。”

　　  那電話可是慢條斯理的。顯然雷——我一直是這麼設想的，而且有一次幾乎就要脫口直呼他名字了——顯然他不知：為什麼理由，並沒有打電話回家。算他得開十分鐘車回家吧，盤問女孩十分鐘，再開車十分鐘回來打電話給我們。要是他心急，應該會更快，但如果他中途停下來買包煙，那可能就要久些，或是她人事不省，他們得把她弄醒。

　　  就算它半小時吧。或許長一點，或許短一點，但差不多半個小時吧。

　　  如果她死了，那可能就要更久了。假設她死了，假設他們一開始就殺了她，在打第一通電話給她父親之前就殺了她。那顯然是最簡單的處理方式，沒有逃跑的可能，不必擔心她尖叫。如果她真的死了呢?  

　　  他們不可能承認。一承認就沒有贖金了。他們不可能急需要錢，不到一個月前他們才從凱南手裡拿到四十萬，不過這並不表示他們不想弄到更多的錢。錢這玩意兒，沒有足夠的，若非如此，他們不會打那第一個電話，也根本不會去綁架誰。如果你只是想找刺激，那麼在街上隨便挑個女人不是很容易嗎?何必這麼大費周章。

　　  那麼，他們會怎麼做呢?

　　  我猜他們大概會找個理由搪塞，說她人不清醒，說她被下了藥，不能集中意識，沒辦法回答問題。不然就隨便編個名字，硬說那是她講的。

　　  那我們就會知道他們在扯謊，而露西卡已經死了。但人總是只相信我們想相信的，而我們願意相信她還活著，即使只有一點點希望。所以說我們可能還是會付贖金，因為如果我們不付，就連那一點機會也沒有了。

　　  電話鈴響了，我立刻把它抓起來，結果是個撥錯號碼的傢伙。我打發了他，但三十秒鐘後他又打來，我問他打幾號，他講的就是這裡的電話，可是他原來想打到曼哈頓去。我提醒他得撥區域碼。“噢，老天，”他說，“我老乾這種事，真笨。”

　　  “今天早上我也接到幾個這樣的電話，”尤里說，“打錯號碼的。真煩人。”  

　　  我點點頭。萬一我在應付那個白痴的時候，他正好打電話來呢?果真如此，他為什麼不再試?現在線路已經不忙了，他媽的他還在等什麼?

　　  或許我犯了一個錯誤，不該跟他要證據。如果她早就死了，那我只是在逼他們攤牌而已。他可能決定不理我了，乾脆取消整個行動，逃之夭夭。

　　  那樣一來，我豈不是要等上一輩子，因為我們再也不可能等到他們的電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