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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開著那輛凱美瑞送我回家，但他自己得回殖民路弟弟家住。綁架發生之後他一直住在那兒，睡客在客廳的沙發上。他需要回家拿些衣服。

　　  若非如此，我會打電話叫輛計程車。我搭地鐵很自在，很少覺得不安全，可是口袋裡揣著一萬元現金還去坐地鐵，似乎省得過頭了。萬一真碰到搶劫，肯定會覺得自己愚蠢之極。

　　  那筆錢是付給我的定金，兩捆百元大鈔，每捆五十張;這兩捆錢和拿去贖弗朗辛·庫利的八十捆一模一樣。對於應該收多少費用，我一向很頭痛，但這一次我省了作決定的麻煩，凱南把那兩捆錢丟在桌上問我這樣夠不夠，我說他付得太多了。

　　  “我出得起，”他說：“我的錢多得是。他們沒有榨乾我，還差得遠哪。”

　　  “你付得出一百萬嗎?”

　　  “要出國才行。我在凱曼斯群島開了個戶頭，裡面有五十萬。下面的保險箱裡有將近七十萬。如果我打幾個電話，其實應該可以在紐約湊到三十萬。因此我常常想——”

　　  “想什麼?”  

　　  “哦，只是胡思亂想。比如，假如我付了一百萬，他們會不會讓她活著回來?或者說如果我在電話上的口氣緩和一點，如果我禮貌一點，拍拍他們的馬屁之類。”

　　  “他們還是會殺她的。”

　　  “我也是這麼告訴自己的，可是我怎麼能確定呢?我沒有辦法阻止自己不去想是不是有哪一件事我應該做卻沒有做。或者我一開始就來硬的，不確定她還活著，就一毛都不給。”

　　  “他們打電話來時她可能已經死了。”

　　  “但願你說的是真的，”他說，“可我不能確定。我一直在想，我本來一定可以做些什麼，把她救回來。我一直都覺得是我的錯。”

　　  我們從高速公路回曼哈頓，先走海岸公園大道，然後由高恩努斯進隧道。當時交通並不擁擠，可是彼得開得很慢，時速很少超過四十英里。剛開始我們沒怎麼講話，似乎靜默似乎會一直持續似的。

　　  “前兩天可真是不好受。”他終於開口了。我問他是怎麼撐下來的。“哦，我沒事。”他說。  

　　  “近來你有沒有參加聚會?”

　　  “我去得還是比較規律的，”過了半晌他說，“可是這件鳥事發生之後一直沒機會去，你也知道我很忙。”

　　  “你要保持清醒，否則你對你弟弟一點好處都沒有。”

　　  “我知道。”

　　  “灣脊區也有聚會，你不必大老遠地進城。”

　　  “我知道。昨天晚上我本想去的，可惜沒趕上。”他用指頭敲打著方向盤，“我本來以為今晚我們可以早點進城，去聖保羅教堂，可是又錯過了。等我們到的時候都已經快十點了。”

　　  “休斯頓街上十點鐘有個聚會。”

　　  “哦，我不知道，”他說，“等我回房間，拿了東西……”

　　  “萬一你錯過十點的，十二點還有一場，同樣地點，休斯頓街，在第六大道和瓦里克街之間。”  

　　  “我知道地點。”

　　  他的語氣告訴我他不希望我再說下去。過了一會兒他說：“我知道我應該去參加聚會。我會儘量趕十點那一場。至於午夜嘛，我不知道，我不想讓凱南一個人獨處太久。”

　　  “也許明天早上你可以去參加一個在布魯克林舉行的聚會。”

　　  “也許吧。”

　　  “那你的工作呢?也不去了?”

　　  “就這一陣子。周五和今天我都打電話去請病假，就算他們想炒我魷魚，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那樣的工作並不難找。”

　　  “什麼樣的工作?送快遞?”

　　  “其實是送午餐，替五十七街和第九大道上一家熟食店跑。”

　　  “一定不好過，你干一份只能餬口的工，你弟弟卻大把地撈鈔票。”

　　  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必須把這些事情都分開，你知道嗎?凱南要我替他工作，或者跟他一起做，隨便你怎麼說。可一旦進了那一行，我就不可能保持清醒。倒不是因為你整天和毒品在一起，真正的情況並不是那樣的，你跟貨其實很少實際接觸。而是整個態度的問題，我指心態，你懂我的意思吧?”  

　　  “當然。”

　　  “至於聚會的事，你說得對。知道弗朗辛的事以後我一直很想喝酒。我是說從她被綁架開始，在他們還沒做下那事以前。雖然還沒到無法控制的地步，不過要不去想，很難。我把它推開，可它馬上又回來了。”

　　  “你有沒有跟你的輔導員聯絡?”

　　  “我其實並沒有輔導員。剛開始戒的時候他們給我安排過一個臨時的，開始我會按時打電話給他，可是後來好像慢慢就疏遠了。他很難找。我應該去找個固定的輔導員，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沒去做這件事。”

　　  “等哪一天……”

　　  “我知道，你有輔導員嗎?”

　　  我點頭，“我們昨晚才見面。通常每個禮拜天吃個飯，談談彼此一個星期以來的生活。”

　　  “他會給你忠告嗎?”

　　  “有時候，”我說，“可是我還是我行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