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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會兒他說沒有人打電話找我。我上樓走向房間，先注意看是否有燈光從門縫底下露出來。沒有，但這不表示沒事。我再看鎖邊有沒有刮痕。沒有，但這也不能證明什麼，因為這些旅館的鎖只要用牙線棒就可以弄開。我開了門，除了家具外沒有別的，東西都在原處。我開燈，關門，上鎖，舉起雙手看，手指還在發抖。

　　  我勉強支撐著倒了杯烈酒喝下去，有那麼一會兒胃也在抖，我以為威士忌會下不去，但還是下去了。我撕了張紙片寫下幾個字母跟數字，放進皮夾里。我脫掉衣服，站在蓮蓬頭下衝掉一身的汗，最糟糕的那種汗——一半是由於用盡力氣，一半是由於本能的恐懼。

　　  我正在擦乾身體時電話響了。我不想接，我知道將會聽到什麼。

　　  “那只是警告，斯卡德。”

　　  “狗屎!你已經試過了，但你還不夠好。”

　　  “真的動手時，我們不會失手的。”

　　  我叫他滾一邊去就掛了電話。幾秒鐘後我拿起電話告訴雅各布九點叫醒我，在那之前不接電話。然後我上床去，看看是否能睡著。我睡得比預期的好。夜裡只醒來兩次，兩次都是因為同一個夢，可以讓弗洛伊德派心理學家無聊得哭出來，它毫無想像力，全無象徵意義。夢境都是我從阿姆斯特朗酒吧出來，車子向我衝過來，只是在夢中駕駛員的技術更好，也更有膽量向我一直追擊。就在他正打算夾死我前，夢醒了，我兩手緊握成拳，心臟砰砰跳。  

　　  那樣的夢，我想是一種心理保護措施，潛意識裡你在夢中經歷那些你無法掌握的事，使得那些最可怕的部分不再那麼嚇人。我不知道那些夢的影響有多大，但是七點半我第三次從夢中醒來時，覺得好過多了。有人想要幹掉我，而那正是我故意刺激別人去做的。他沒有得手，而那也正是我所期望的。

　　  我想著那通電話，不是萬寶路人，我有理由肯定這一點。那聲音比較老，大約與我年齡相仿，而且那口音是道地的紐約人。

　　  看來至少有兩個人在對付我。車上有幾個人?我試著回想車子向我衝過來時短促的一瞥：車前燈照著我的眼睛，沒看到什麼，而當我再轉身時，車子已衝出好一段距離，車速又快，我只來得及記車牌號碼，沒法數人頭。

　　  我下樓吃早餐，但只解決了一杯咖啡和一片吐司。我從販賣機買了包煙，點了三根配咖啡，這是兩個月以來我首次抽菸，它們讓我有種飄飄然的感覺。抽了三根後，我把那包煙留在桌上就出去了。

　　  我到中央街，進入贓車小組辦公室，一個臉頰紅嫩的新手問我有什麼事。辦公室有六名警察，而我一個也不認識。我問雷伊·蘭道爾在不在。

　　  “退休幾個月了，”他說，又問另一個警察，“嘿，傑里，雷伊什麼時候退休的?”  

　　  “應該是十月吧。”

　　  他轉向我，“雷伊是十月退休的，有什麼我可以效勞的嗎?”

　　  “是私事。”我說。

　　  “我可以找到他的地址，如果你願意等一下的話。”

　　  我告訴他沒什麼重要的事。雷伊退休了讓我頗為意外，他好像還不到退休年齡。然而，他年紀比我大，仔細想想，我在警界幹了十五年，離開也有五年多，連我自己也已到了退休年齡。

　　  也許這孩子可以讓我看看失車名單，如果這樣我就必須告訴他我是誰，還得扯一些無聊的閒話，所以我離開那棟建築走向地鐵站。一輛空計程車駛過來時，我改變主意，攔下它，告訴司機我要去第六分局。

　　  他不知道在哪兒。幾年前，如果你想開出租就必須隨時隨地知道最近的醫院、警局。消防隊在哪裡。我不知道這樣的測驗是什麼時候取消的，但是現在，只要你是活人就可以了。

　　  我告訴他在西十街，他很順利地找到了地方。我走進埃迪·凱勒的辦公室，他正在看《每日新聞》上一則讓他很不高興的報導。  

　　  “該死的特別檢察官，”他說，“這傢伙除了惹人厭以外還能做什麼?”

　　  “他常常上報。”

　　  “是啊，大概他想當州長吧?”

　　  我想起哈森達爾。“每個人都想當州長。”

　　  “那是他媽的事實。為什麼你能看出這一點?”

　　  “你問錯人了，埃迪。我不知道為什麼任何人都想當個人物。”

　　  他冷眼打量我，說：“媽的，你就老想當警察。”

　　  “打從小時候就這樣。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沒想過要做其他行業。”

　　  “我也是，老想著要佩戴徽章，也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我在想，這大概是跟我們成長的經歷有關，街角的警察受到大家的尊敬，小時候看的電影中的警察，也都是好人。”

　　  “不知道。他們總是在最後一幕把賈克奈①幹掉。”  

　　  ①詹姆斯·賈克奈(1899—1986)，美國著名演員，善演反派角色，他於1942年以《勝利之歌》一片贏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

　　  “是啊，那是他咎由自取。你眼見他的所做所為，為他做的事發瘋，而你卻希望他最後買個農莊就此終老一生。坐啊，馬修，最近很少看到你，要咖啡嗎?”

　　  我搖頭坐下了。他拿起菸灰缸里一支熄掉的雪茄點著，我從皮夾拿出二十五元放他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