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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坐了多久,幾個小時吧,我想。其間有個人頻頻過來跟我討錢,有時我給錢讓他買酒喝,有時我叫這個懶鬼走開。
我離開公園走到第九大道,那個時候聖保羅教堂已經關門了,樓下還開著。此刻要祈禱是太晚了,但要玩博彩卻是剛剛好。
阿姆斯特朗酒吧開了。已經一天一夜沒喝了,我告訴他們只要酒不要咖啡。
接下來的四十小時左右過得非常朦朧。我不知道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待了多久,或者後來去了哪裡。星期五早晨,我單獨在一家旅館房間醒來,房裡滿是污垢,像是時代廣場妓女帶客人回去的那種旅館。我不記得有女人,而錢也還在,所以看來我很可能是一個人住進來的。梳妝檯上有一瓶波本酒,只剩三分之一。我喝光它,離開旅館,之後繼續喝,現實人生畫面漸明又漸暗。那天晚上某一刻,我覺得我不行了,因為我得找路才回得了旅館。
星期六早晨,電話鈴叫醒我。感覺上它好像響很久了,見到我足夠清醒伸出手去拿。我設法把它從床頭櫃弄到地上,拿起話筒放到耳邊時我還處於無意識狀態。是古齊克麥可打來的。“你可真難找,”他說,“我從昨天就開始找你。你沒看到我的留言嗎?”
“我沒去前台。”
“我要跟你談一談。”
“談什麼?”
“見面再說。我十分鐘內就到。”
我告訴他給我半個小時時間。他說會在大廳等我。我說好。
我到浴室淋浴,先熱水、再冷水,吃了幾粒阿斯匹林,喝了不少水。除了宿醉的不適外,我覺得好過多了。喝酒能淨化我。亨利·普拉格之死一直跟著我——那是你無法一聳肩就擺脫的負擔——我得想辦法將罪惡感淹死。此刻它不再那麼令人窒息了。
好不容易脫掉身上穿的衣服,把它們塞進衣櫥里,又突然想到不知洗衣房是否能將它們恢復原狀,但那一刻我並不想去思考。我颳了鬍子,穿上乾淨的衣服,又喝了兩大杯水。阿斯匹林已經鎮住了頭痛,但我還是渴極了,因為過去四十小時光喝酒,體內每一個細胞都快渴死了。
我下樓來到大廳,他還沒到。我去前台問了一下,原來他打過四次電話來。此外沒有別的留言,也沒有什麼重要郵件。
我正在看一封不重要的信——一家保險公司說如果我提供生日資料,他們就免費送我一本皮面備忘錄——古齊克麥可來了。他穿了一套剪裁得很好的西裝,得仔細看才會看出他帶著槍。
他走過來拉了一張椅子坐在我旁邊,把我很難找的話又講了一遍。“我見過伊斯瑞奇以後才想到要跟你談談。”他說:“呵,她真是個人物,不是嗎?她可以隨意展現不同的風情。前一分鐘你不相信她是個蕩婦,後一分鐘你會不相信她是除此以外的任何東西。”
“她是個奇怪的人,對吧。”
“啊哈,而且她今天要出來了。”
“她被保釋出來了?我以為他們會以一級謀殺罪把她關起來。”
“不是保釋,也沒理由關她,馬修。我們沒有査到關於她的罪證。”
我看著他,並感覺到自己上臂肌肉緊繃起來。我說:“她花了多少錢?”
“我已經告訴你了,沒有保釋。我們——”
“到底她花了多少錢擺脫了謀殺控訴?我以前就聽說過,你只要拿足了錢,就能幫人解決殺人案的麻煩,我是沒親眼看見,但是聽說過,而且——”
他幾乎想要一拳揮過來,我還真希望他這麼做,那我就有藉口把他打得貼到牆壁上。他脖子上青筋突起,眼睛眯成一條縫。突然間,他鬆懈下來,臉上恢復成先前的神色。
他說:“好了,你一定要這樣看事情嗎?”
“怎樣?”
他搖搖頭。“沒有查到她的罪證,”他又說了一遍,“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
“那‘陀螺’雅布隆又如何?”
“她沒殺‘陀螺’。”
“她的牛仔老情人幹的。她的老鴇,管他媽的是什麼東西,隆格倫!”
“不可能。”
“他媽的。”
“不可能,”古齊克麥可說,“他當時在加州,一個叫聖寶拉的地方,在洛杉磯和聖巴巴拉之間。”
“他可以飛到這裡再飛回去。”
“不可能。我們把‘陀螺’從河裡撈起來之前幾個禮拜和之後幾天,他都在那裡,沒有人能推翻這項不在場證明,因為他在聖寶拉坐了三十天的牢。他們告發他襲擊他人、醉酒、妨害秩序。他整整坐了三十天牢,所以‘陀螺’遇害的時候,他絕不可能在紐約。”
我瞪著他。
“那麼也許她有其他的男朋友,”他接著說,“我們認為有這個可能性,也追査過了。但這種方式合理嗎?她不應叫一個傢伙去幹掉‘陀螺’,再叫另一個來跟蹤你。那不合常理。”
“攻擊我的事又怎麼說?”
“怎麼說?”他聳聳肩,“也許是她指使的,也許不是。她發誓說她沒有。她的說法是:你找上她以後,她問他怎麼辦,而他就飛過來看看能幫什麼忙。她說她告訴過他別來硬的,因為她認為能夠用錢擺平你。她說的就是這樣,那麼你期望她說什麼呢?也許她希望他殺了你,也許她沒有。但你如何能把這些弄成一個案子?隆格倫死了,再沒有人跟她有什麼牽連。沒有證據說她曾經僱人襲擊你。你可以證明她認識隆格倫,也可以證明她有殺你的動機,但你沒法證明共謀或主謀的控訴。你弄不出任何證據來再指控她,甚至也弄不出任何東西來引起地方檢察官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