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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你幹嘛問這麼多?想從中判斷可以在我身上榨出多少嗎?”

　　  “不是的。”

　　  “這整個談話，”他忽然說，“有點不對勁。你不像個勒索人。”

　　  “為什麼?”

　　  “我不知道。那種人像黃鼠狼，他們工於心計、狡猾，而你雖然工於心計，但方式不同。”

　　  “人有很多種。”他站起來。“我不想沒完沒了地付下去，”他說，“我不想過得好像隨時有把劍對著我。該死，這對我不公平。”

　　  “我們可以想個辦法解決。”

　　  “我不希望我女兒被毀掉。我也不想被榨乾。”我拈起銀幣放回口袋。我無法讓自己相信他殺了“陀螺”，但也不完全排除。我對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厭惡。我推開椅子站了起來。

　　  “怎麼樣?”  

　　  “我會再跟你聯絡。”

　　  “那要花我多少錢?”

　　  “不知道。”

　　  “我會付你跟他一樣多，我不想再多給。”

　　  “你準備付多久呢?一輩子?”

　　  “我不明白。”

　　  “也許我能找出雙方都滿意的辦法，”我說，“到時候我會讓你知道。”

　　  “如果你的意思是付一大筆錢一次解決，我怎麼相信你?”

　　  “這是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一，”我說，“我會告訴你的。”

　　  第05章

　　  我約了貝弗利·伊斯瑞奇七點鐘在皮埃爾飯店的酒吧見面。離開普拉格的辦公室以後，我進了麥迪遜大道上的一家酒吧。那兒已變成GG人的巢穴，噪音頻率高得使人無法放鬆情緒，我喝了些波本就走人。  

　　  往第五大道的途中，我在聖托瑪斯教堂停下來，進去坐在家庭席上。我發現自從辭職以及離開孩子老婆以後，教堂反而成了我的常去之處。其實我不知道教堂是幹什麼用的，但紐約大概只有教堂是能讓人思考的地方了。我不確定那是它們唯一吸引我的原因。按理說人們來這裡比較像是為了某種自我探尋，雖然我一點都不知道在探尋什麼。我不祈禱，什麼也不信。

　　  但它們是個坐下來思考的好地方。坐在聖托瑪斯教堂里，我想了一下亨利·普拉格其人。實際上，這次思考沒什麼結果。如果他少些戒心而多些表情的話，我或許能有點結論。他一點也沒有撇清的意思，但如果他聰明到能在“陀螺”已有戒備的情況下還殺了“陀螺”，他也能使我搞錯方向。

　　  把他看做兇手，我覺得不對勁，然而要把他當做勒索受害人，還是不對勁。他不知道這一點，我也沒有時間告訴他，但他應該曾叫“陀螺”帶著他的垃圾滾蛋。花了那麼多錢去掩蓋罪行，應該沒有人能抓住他的把柄了。他女兒幾年前犯了罪，最嚴厲的控訴應該是開車撞死人，但是以過失殺人起訴的可能性大些，而且應該會判緩刑。經過這些年後，即使再把真相公布出來，對他和她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了。也許會招來一些非議，但是不足以毀了他的生意或他女兒的前途。  

　　  所以在表面上，他沒有多少理由接受“陀螺”的勒索，更別說是殺他了。除非還有更多我不知道的事。

　　  他們三個——普拉格、貝弗利·伊斯瑞奇、哈森達爾——都曾付錢給“陀螺”叫他閉嘴，直到其中之一決定要他永遠安靜下來。我得做的，就是找出那個人來。

　　  而我真不想這麼做。

　　  我有幾條理由。最好的理由就是，我不能像警察一樣給那個兇手一槍。我想做的是，把“陀螺”的信封扔在一個好刑警的桌上，讓他去處理。警方所掌握的死亡時間一定比凱勒給我的含糊估計精確得多，他們可以對那三個人做徹底的訊問，核對不在場證明，這些就幾乎足以使案子水落石出了。

　　  這當中只有一件事不對：兇手“砰”的一聲就可以了結，但另外兩位可要灰頭土臉了。我很想把信封扔給警察算了，反正他們三個都是有污點的人。一個撞了就跑的兇手、一個妓女兼坑人專家、一個骯髒的變態——“陀螺”有他個人的道德觀，他覺得他對那沒殺他的人有義務，因為他們花了錢收買他。但他們可沒收買我，我不欠他們的。  

　　  警察是一個選擇。如果我一直査不出關鍵來，最後還是要交給警方處理。但目前，我打算試試看。所以我約了貝弗利·伊斯瑞奇見面，也出其不意地探訪了亨利·普拉格，明天則是去看西奧多·哈森達爾。到後來，他們都會發現我是“陀螺”的繼承者，他的鉤子還是牢牢地勾住他們。

　　  一群遊客從走道經過，相互對祭壇上精巧的石雕指指點點。我等他們走了以後，又坐了一兩分鐘才離開。經過門邊，我看了一下門上的募捐箱，上面寫著：你可以選擇贊助海外教會工作或幫助無家可歸的孩子。我從陀螺給我的三十張百元鈔中抽出三張，塞進幫助無家可歸孩子的募捐箱細縫中。

　　  有些事情，我做了也不知道為什麼。其中一件是：繳十分之一的稅。也就是說，每賺一筆錢，都拿出十分之一捐給任何一座我剛好經過的教堂。天主教教堂得到的比較多。倒不是我有所偏好，而是它們多半全天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