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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誤殺了里韋拉之後那段最難熬的時間裡，我腦子裡不斷重複那晚的景象。我一直想要時光倒流來改變結果，就像奇妙的放映師能倒轉影片使子彈退回槍膛里。以新的攝影技術來說，就是我想要用雙重映像使畫面改變：所有的子彈都正中目標，沒有跳飛的;或者跳飛的也都射向無害的地方;或者埃斯特利塔那時候正在糖果店裡挑薄荷糖，而不是在錯誤的時候出現在錯誤的地方;或者——

　　  有一首高中時候念過的詩，不時在我心中浮現，而我又記不清楚。有一天我去圖書館把它找出來抄下。波斯詩人奧爾瑪·海亞姆的四行詩：

　　  移動的手指在寫，不斷地寫。

　　  用盡你的虔誠與智慧，

　　  也無法將它刪掉半行。

　　  用盡你的眼淚也洗不掉一個字。

　　  我曾為埃斯特利塔·里韋拉的死而深深自責，但有時候沒那麼擺脫不掉。當然我那晚喝了酒，但不多，我的槍法不可能因此失靈。而且當時的情況確實該開槍：搶匪有武器，他們已經殺了一個人正要逃走，在射擊線上又沒有民眾。但是一顆子彈跳開，事情就發生了。

　　  我離開警界的部分原因是因為發生那些事，使我不願再待在有正當理由也會做錯事的地方。而現在，我卻有計劃地導致普拉格自殺。  

　　  當然我沒有真的這麼做，但我看不出有多大差別。若不是我施壓，他不會企圖進行第二次謀殺。他殺了“陀螺”，如果我把“陀螺”的信封毀掉，普拉格就不必再一次殺人。我卻給了他再殺人的理由。他試了，失敗了，於是他躲在角落裡，衝動地或從容地自殺了。

　　  我可以毀掉信封的。我跟“陀螺”沒訂合約，我只同意如果沒有他的音信時就打開信封。我可以把三千塊都捐出去，而不是十分之一。我是需要錢，但還沒到那程度。

　　  然而“陀螺”下了一個賭注，他贏了。他很明白地說：“為什麼我認為你會幫我追査呢?因為很久以前我注意到你一件事，就是你認為謀殺和其他罪行是不同的。我也是。在我一生中做了不少壞事，但我沒殺過人，以後也不會。有些人會因為一些事實或謠言而殺人，我都會跟那種人保持距離。這是我的原則，我想你也是——”

　　  我可以什麼都不做，那麼亨利·普拉格就不會以裝進屍袋結束一生。然而謀殺和其他罪行是不同的，如果讓謀殺者逍遙法外，這個世界會更糟，如果我沒做什麼，亨利·普拉格就會逍遙法外。  

　　  應該有其他的方法，就像讓那跳飛的子彈不要進入小女孩的眼睛，並把所有事情告訴那不斷移動的手指。

　　  我離開時仍是一團亂。我走過幾條街，無目的地走著，然後在布拉尼·斯通酒吧前停下來，走進去。

　　  漫長的一夜。

　　  波本沒有發揮什麼作用。我一直換酒吧，因為每個吧檯都有一個人跟著我讓我坐立不安。我不斷地在鏡子裡著到他，他一直跟著我走。不斷的走動和繃緊的神經可能在我醉倒之前，先把酒精燃燒掉了。在這時候，我走來走去會比坐著喝悶酒好。

　　  我選擇的酒吧都是比較能讓我保持清醒的。我通常在昏暗安靜的地方喝酒，一杯是兩盎司，熟的話會給你三盎司。今晚我選擇布拉尼·斯通和白玫瑰，價格低但杯子也小，而且你買一盎司就只有一盎司，還摻了百分之三十的水。

　　  百老匯有一場籃球賽，我坐在一張彩色椅子上看了最後一節。東道主尼克斯隊敗給凱爾特人，我坐下來看時才輸一分，後來節節敗退輸掉十二三分。這是凱爾特人的第四場比賽。

　　  我走進阿姆斯特朗，那裡有又純又好的酒，但那時我已經沒心情品嘗了。我點了杯咖啡坐在角落裡。一個安靜的晚上，特里娜有空跟我聊。  

　　  “我張大眼睛看著，”她說，“但是連他的頭髮也沒看到。”

　　  “怎麼回事?”

　　  “那個牛仔。依據本姑娘聰明的判斷，他今晚不在附近。你不是要我注意那個像聯邦調査局探員的人嗎?”

　　  “噢，萬寶路人。我想我今晚看到他了。”

　　  “這裡?”

　　  “不是，稍早以前。我今晚看到很多影子。”

　　  “有什麼不對勁嗎?”

　　  “是啊。”

　　  “嘿，”她一雙手搭住我的手，“怎麼啦，寶貝?”

　　  “我不斷找到人來讓我為他點蠟燭。”

　　  “我聽不懂。你不是醉了吧，馬修?”

　　  “沒有，但我試過要喝醉，那會讓我好過些。”我喝了一口咖啡，把杯子放在格子桌布上，拿出陀螺的銀幣——不對，我的銀幣，我買的那枚——把它彈出去轉著。我說：“昨天晚上有人想殺我。”  

　　  “天啊!在附近嗎?”

　　  “離這裡幾棟房子遠的地方。”

　　  “難怪你——”

　　  “不是，不是因為那樣。今天下午我扯平了，我殺了一個人。”我以為她會把手抽回，但是她沒有。“也不真是我殺的，他在嘴裡塞了支槍扣下扳機。一支小小的西班牙手槍，那種整噸整噸從卡羅萊納運過來的槍。”

　　  “為什麼你說你殺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