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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等著。
“有一槍射偏了,”我說,“往山上射兩個會移動的目標,該死,我做得和射擊測驗時一樣好。我在警察射擊場,成績永遠是專家一級的,但實戰時還是不同。”我試著把自己的眼睛由她的眼睛那邊拉回來,但是我做不到。
“其中有一槍失誤了,那一顆子彈彈跳到人行道上或什麼地方。跳得不好。那裡正好有個小女孩走在那附近或站在附近,不知道她他媽的站在那裡做什麼。她才六歲。我真的不知道她他媽的那個時候出來在那裡做什麼。”
這次我終於看到別的地方去了。“子彈穿過她的眼睛。”我說,“子彈跳彈時都有個角度,所以只要不管是向哪一邊偏上一寸,可能就會掠過而傷不到她,但生命是場生死隔條線的遊戲,不是嗎?她沒那麼走運,子彈射中腦袋,她死了,當場就死了。”
“天哪。”
“我沒有做錯任何事。當局做了一份報告,因為做報告是標準程序,報告中一致同意我沒有做錯事。事實上,我得了一個嘉獎。那孩子是西班牙裔波多黎各人,她的名字是埃斯特利塔·里韋拉。當有像這樣的少數民族傷亡時,你有時候會遇到壓力,有時候社區團體也會來找你麻煩,但這個案子沒這些問題。要說對我有什麼的話,我只不過是一個行動快速但運氣稍背的警察英雄。”
“因此你離開了警界?”
威士忌酒的瓶子空了。伏特加的瓶子內大概還有半品脫,我倒了幾盎司到我的杯子中。我說:“不是立刻,但也沒多久。而且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這麼做。”
“罪惡感。”
“我不確定。我只知道當一個警察不再那麼好玩,做丈夫和父親也一樣行不通。我向兩邊都請了假,搬進一家旅館裡,在哥倫布圓環西邊的一個街區上。這麼一路下來,我很清楚我不想回去,不回到我妻子身邊,也不回警察局。”
有一陣子我們兩個都不說話。過了一會兒,她靠過來觸摸我的手,出人意料又有點笨手笨腳的姿勢,但是,不知為什麼,竟令我感動。我感覺到我的喉嚨都滿了。
然後,她縮回她的手並且站了起來。我一時之間以為她的意思是叫我離開。相反地,她說:“我要在賣酒商店打烊前打電話。最近的一家在卡納爾路,而且他們打烊得早。你要繼續喝蘇格蘭威士忌,還是想要換波本威士忌?哪個牌子的波本威士忌?”
“我大概得走了。”
“蘇格蘭或波本威士忌?”
“我繼續喝蘇格蘭威士忌。”
在我們等著酒送來的那段時間,她帶我參觀筒樓,並介紹我看她的一些作品。大部分是寫實作品,像梅杜莎,但也有一些是抽象作品。她的雕塑作品充滿力量。我告訴她我喜歡她的作品。
“我做得很好。”她說。
她不讓我付買酒的錢,堅持說我是她的客人。我們又坐回椅子上,打開我們各自的酒瓶,把酒倒到杯子裡。她問我是否真的很喜歡她的作品。我告訴她,我的確很欣賞。
“我一定會做得很好的,”她說,“你知道我是如何進這一行的嗎?在託兒所和小朋友們玩黏土。我常帶那種黃色雕塑黏土回家,一小時又一小時地做。後來我在布魯克林學院上夜間部的課,一種成人班課程,指導老師告訴我說我有天分。不用他說,我自己也知道的。
“我也得到別人的讚賞。一年多前在查克·萊維坦藝廊我辦過一次展覽。你知道這家藝廊嗎?在格蘭德街上?”我不知道。“藝廊給我辦了一次個人展。一個女人的個展。只有一個人的展覽。狗屎!現代人講話前都還得要先想一想才行,你注意到沒有?”
“嗯。”
“去年我得到一個NEA獎。國家藝術基金會頒的獎。另外還有一個愛因霍恩基金會頒給我一個較小的獎項。不要假裝你聽過愛因霍恩基金會,得獎前我也從來沒有聽說過。我有些作品在頗為高尚的收集之列。有一兩件在博物館,啊,是一件,而且不是在現代藝術博物館,但總之是一家博物館。我是個雕塑家。”
“我從來沒說你不是。”
“我的孩子現在在加州,而我從來沒去看過他們。他有完全監護權。該死,是我自己要搬出來的,對吧?首先,我是那種違反自然的母親,拋夫棄子的同性戀,所以他當然會獲得監護權,對不對?我沒有提出異議。你想不想知道一件事,馬修?”
“什麼?”
“我不要監護權。我做託兒所工作時就已經做夠了。我他媽的一直在監護一堆孩子,包括自己的在內。你還要監護權做什麼?”
“聽起來完全合情合理。”
“偉大的梅西·波默朗斯夫婦就不能同意你的意見。對不起,我是說米姬·高登和米姬他媽的波默朗斯,高級中學年監里的模範夫妻。”
我現在可以聽得出她的聲音里有伏特加的味道。她還不至於講話含糊不清,但是她的談話里有一種酒精造成的音質。我並不吃驚。她跟著我一杯又一杯地喝,我自己倒覺得還行,當然,我的頭已經開始向她靠過去了。
“當他說他要搬到加州去時,我發了一頓脾氣。我叫苦說這不公平,他得留在紐約,我才可以去看他們。我有探視權。我說,如果他們搬到三千里外的地方去,我的探視權還有什麼用?但是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