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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著，”他說，“我總是合作，那是我的天性。”

　　  我撥了他給我的電話號碼，一個說西班牙語的女人接的。她對名叫賈妮絲·科溫的人一無所知，而且沒講多久她就把電話掛斷，沒讓我有機會多問幾句。我投下一個銅板，又撥了一次，我怕我第一次撥錯號碼。聽到同樣是那個女人的聲音，我就把電話掛斷。

　　  電話號碼停機後到這個號碼重新給另外一個人使用，時間大概相隔一年。當然科溫可能只是換了電話號碼，但沒有從懷科夫街搬走。一般人，尤其是女人，經常換號碼以擺脫騷擾電話的糾纏。

　　  但我相信她搬走了，我猜每個人都搬走了，離開布魯克林，離開紐約市這五區，離開本州。我開始回頭往懷科夫街走，過了半個街區，轉過來，折回去，再轉過來。

　　  我命令自己停下來，在我的胸中和胃裡有一種焦躁不安的感覺，我怪自己在浪費時間，而且開始懷疑自己為什麼一開始就收了倫敦的支票。他的女兒躺在墳墓里幾年了。殺她的人早有足夠的時間跑到澳洲去展開全新的生活，我做這些事根本他媽的毫無意義。

　　  我站著讓強烈的情緒平復下來，想清楚我現在不去懷科夫街，要等一下再去，等吉爾曼下班時我再去，到時候可以順便去查一下科溫的住處。這時候，我想不出來關於芭芭拉·埃廷格謀殺案自己能做些什麼，但有一件事我現在可以做以撫平我焦慮的情緒。  

　　  布魯克林有個現象：你走不了多遠就會看見教堂，在這個區里到處都是教堂。

　　  我在法院街和國會街的拐角處就發現了一家，這間教堂已經關閉而且鐵門深鎖，但是上面有個指示牌指引我找到轉角右邊的聖伊莉莎白·西頓禮拜堂，有一個柵門通往這間擠在教堂和牧師公館中間的平房式禮拜堂。我走過一個種滿常春藤的庭院，裡邊有個牌子寫著這裡是埋葬科尼利厄斯·希內的地點。我懶得去看他是誰，以及他們把他葬在這裡的原因。我從兩排白雕像中間走進這間小禮拜堂。只有一個身體虛弱的愛爾蘭婦人在裡面，她跪在前面坐席上，我坐在靠禮拜堂後方的位子上。

　　  我不記得自己什麼時候開始在教堂裡面打發時間，好像是在我離開警察局以後，在我遷出賽奧西特區那棟房子並且離開安妮塔和我的孩子搬到五十七街的旅館去住以後。我想我發現教堂是和平寧靜的最後根據地。在紐約，這兩件東西很難獲得。

　　  我在這間禮拜堂坐了十五到二十分鐘，感覺很平靜。我只是在這裡坐著，先前的那些感覺就會慢慢消失。

　　  離開之前，我先算好一百五十元，走到門口時，我把錢放入那個募捐箱。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開始這麼做，也不知道為什麼從來不曾停止。這問題並不怎麼困擾我，世界上很多事情沒有結局，我做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原因。  

　　  我不知道他們把那些錢拿去做什麼。我並不在乎，査爾斯·倫敦給了我一千五百元，這個舉動並沒有比我把其中的十分之一拿來送給不特定的窮人更有意義。

　　  那裡有一架子的奉獻蠟燭，我停下來點了兩根，一根給去世已久的芭芭拉·倫敦·埃廷格，雖然不像老科尼利厄斯·希內那麼久。另一根給埃斯特利塔·里韋拉，一個大約和芭芭拉去世得同樣久的小女孩。

　　  我沒有祈禱，我從不祈禱。

　　  第04章

　　  唐納德·吉爾曼比他的室友大十二到十五歲左右，我想他沒花多少時間練啞鈴和跳繩。他一頭紅黃色的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眼睛透過尖角鏡框裡的深度鏡片閃爍著冷冷的藍色光芒。他穿著西裝褲、白襯衫，戴領帶。他的西裝外套披在羅爾夫警告過我的那張椅子上。

　　  羅爾夫說過吉爾曼是一名律師，因此他問我要證件時，我並不驚訝。我向他解釋說，幾年前我已經離開了警察局。聽了這則新聞，他抬了抬眉瞥了羅爾夫一眼。“我是應芭芭拉·埃廷格父親的要求才插手這個案件。”我繼續說，“他要求我做調查。”  

　　  “但是，為什麼呢?兇手已經抓到了，不是嗎?”

　　  “發生了一些問題。”

　　  “哦?”

　　  我告訴他路易斯·皮內爾在芭芭拉·埃廷格被殺的那一天有牢不可破的不在場證明。

　　  他立刻說：“那麼殺她的另有其人，除非他的不在場證明是亂編的。這就可以解釋她的父親為什麼要這麼做的原因了，他可能懷疑，是呀，他可以懷疑任何一個人。假如我打電話給他確認你來這裡當他的密探，希望你不會見怪。”

　　  “他可能不好聯絡。”我帶著倫敦的名片，我把它從皮夾里拿出來。“他現在可能已經離開辦公室了，不過我想他現在應該還沒到家。他一個人住，他的妻子幾年前去世了，所以他很可能必須在餐廳里用餐。”

　　  吉爾曼看了名片一會兒，然後把它還給我。我看著他的臉，看得出來他已經做好決定了。“哦，好吧，”他說，“我想與你談談不會有什麼傷害，斯卡德先生，不過，我好像也不知道任何會有實質上幫助的事情，那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橋下流水滔滔而逝，流過了水壩，或到什麼地方去了。”他的藍眼睛閃爍著光芒。“說到液體，我們通常在這個時候喝一杯，要不要跟我們喝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