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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箱上的姓名不完全可信，人們因結婚或離婚而改變他們的姓名。為抑制房東調高租金，公寓常被轉手租出去。早就不住在這裡的房客的姓名卻一直還留在租約和信箱上，或者，承租人找人來同住，後來自己先搬出去了。沒有捷徑。你必須敲遍所有的門。

　　  我按了門鈴，有人按對講機讓我進去，我先走上頂樓再一路訪談下來。有張名片能亮一亮，事情會比較簡單，但是舉止比證件重要。我並非做不出那個架勢，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是警察，但我也沒有要讓他們以為我不是個警察。

　　  我的第一個訪談對象是住在頂樓後排公寓的一位年輕媽媽。我們談話時，她的小孩在隔壁房間哭。她告訴我說她搬進來這裡還不滿一年，對於九年前發生的命案她什麼都不知道。她很急切地問我命案是否就發生在她住的這間公寓。當她得知不是的時候，立刻就鬆了一口氣並且好像很失望的樣子。

　　  四樓前排公寓裡的一位斯拉夫女人給我倒了一杯咖啡，她的雙手有淡褐色的肝斑並且因患關節炎而彎曲。她讓我坐在長沙發上，再把她的椅子轉過來面對著我。她那張椅子固定在適當的位置上，讓她可以看見街道。她告訴我她在這棟公寓住了將近四十年，四年前她丈夫還在，但是現在他去世了，留下她一個人。她說鄰居越來越好。“但是老一輩的都死了，多年來我購物的地方也不見了，還有每一樣東西的價格——我真不敢相信這些價錢。”  

　　  她記得冰錐謀殺案，雖然她很驚訝這件事居然已經過去九年了。對她來說，沒那麼久。她說被殺死的那個女人是個好人。“只有好人才會被殺害。”

　　  除了說她人很好以外，關於芭芭拉·埃廷格的事她記得的好像不多。她不記得芭芭拉是否對某鄰居特別友善或不友善，也不記得她和她的丈夫處得好或不好，我甚至懷疑她是否還記得那女人長什麼樣子，真希望我能拿張照片給她看。如果我先前就想到這一點，會向倫敦要一張她的照片。

　　  威克小姐是另一位住在四樓的女人，她是唯一向我要證件的，我告訴她我不是警察。她拴著門鏈，透過一條兩寸寬的門縫和我說話。這對我來說並非無法理解。她剛搬來這裡沒幾年，知道這件命案發生在這裡還有冰錐大盜最近被捕落網，但是她對這件事的所知所聞僅止於此。

　　  “大家都隨便讓人進來。”她說，“我們這裡有對講機，但大家也不問清楚你是什麼人就開門讓你進來。大家都在談論犯罪的事情，但是他們不相信會發生在他們自己的身上。然後，事情真的就發生了。”我想告訴她只要有一把門閂剪，要弄斷她的門鏈實在很容易，但我認為她的焦慮程度已經足夠高了。  

　　  那一天很多住在這裡的人都不在。三樓，芭芭拉住的那個樓層，後排公寓有一間沒有人應門，我停在隔壁那間公寓的門口，有迪斯科音樂穿門而出。我敲門，過了一會兒一個二十多歲的男人來開門。他留短髮和鬍鬚，只穿了一條藍白條的短褲。他全身肌肉結實，曬黑的皮膚上閃爍著一層薄薄的汗水。

　　  我告訴他我的名字並且說我想請教他幾個問題，他帶我進去，把門關上，然後經過我身邊走到房間的另外一頭。他先把收音機音量關小一半，停了一下，又完全關掉。在沒有鋪地毯的木條鑲花地板中央放著一塊大草蓆。一副舉重杆和一對啞鈴橫放在草蓆上，另外還有一根跳繩捲成一堆扔在旁邊的地板上。“我正在做練習，”他說，“你不坐下來嗎?這張椅子蠻舒適的，另外那一張也很好，不過你最好不要去坐它。”

　　  我坐在椅子上，他則盤著腿坐在蓆子上，當我提起發生在同一樓層的謀殺案時，他眼睛一亮表示他知道。“唐納德告訴過我。”他說，“我才在這裡住了一年多一點點，但唐納德在這裡就住得久了，他眼看著這一帶變得漂亮起來，幸好這棟特別的建築物還保留著它本質上的寒酸，你也許想和唐納德談一談，但是他出去工作了，要六點或六點半才會回來。”  

　　  “唐納德姓什麼?”

　　  “吉爾曼。”他拼出這個姓的寫法。“我叫羅爾夫·華格納，我在最近才看到有關冰錐大盜的報導。我當然不記得這件案子，我那時才讀高中，在印第安納的家鄉，曼西，印第安納離這裡很遠，”他想了一下。“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他說。

　　  “吉爾曼先生和埃廷格夫婦很熟嗎?”

　　  “還是由他自己來回答比較好，你們已經抓到兇手了，不是嗎?我看到報導說他一直被關在精神病院，而且沒有人知道他殺過人，後來他被放出來，你們又抓到他，而他自己坦承犯案或是怎麼樣的?”

　　  “差不多是這樣。”

　　  “現在，你是要確定你這個案子也是他幹的?”他笑了，他有一張好看而且天真的臉，穿著短褲坐在蓆子上。他的樣子看起來很輕鬆，一般同性戀者通常都會比較有警覺性，特別是警察在場的時候。“這麼多年以前發生的事一定會變得很複雜，你和朱迪談過了嗎?朱迪·費爾伯恩，她就住在以前埃廷格夫婦住的那間公寓。她上夜班，做女招待，所以她現在應該在家。除非她去試唱，上舞蹈課，或逛街——反正她要麼在家要麼不在家，不會再有別種可能了。”他又笑了，完全露出牙齒。“或者，也許你已經和她談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