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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也許我可以找到那個檔案。”他說。他把我留在一張邊緣滿是香菸燒出的疤痕的桌子旁。過去兩張桌子,有個捲起袖子的黑人刑警在打電話。聽起來像是在和一個女人講電話,而且不像在講警察局的事。靠著較遠那面牆的另一張桌子上有兩個警察,一個穿制服一個穿便服,在訊問一個有著一頭蓬亂黃髮的十幾歲少年。
安東尼里拿著一本薄薄的檔案夾過來,丟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拿起來看,偶爾停下來在我的記事本上記些東西。我了解到這個受害人是住在黑林街二七五零號的蘇珊·波托夫斯基。她二十九歲,兩個孩子的媽媽,和她當建築工人的丈夫分居。她和孩子住在兩個家庭分租的雙拼式房屋裡。她住在較低樓層。她是在星期三下午大約兩點時被殺的。兩個孩子,男的八歲女的十歲,在下午三點半左右一起放學回家,發現他們的媽媽在廚房地板上,衣服被脫掉一部分,屍體上布滿了戳刺的傷口。他們跑到街上尖叫直到巡邏警員出現。
“找到什麼了嗎?”
“也許。”我說。我抄下第一個到達現場的警察姓名還有兩個六十一分局刑警的名字。他們兩個在本案轉給中城北區前也到過黑林街的命案現場。我給安東尼里看這三個名字。“這些傢伙中有哪一個還在這裡工作的?”
“巡邏警員伯頓·哈弗梅耶,三級刑警肯尼斯·奧爾古德,一級刑警麥可·奎因。麥可·奎因在兩三年前死了。他利用職務之便和一個搭檔在W大道合開了一家烈酒專賣店,店裡發生槍戰,他被殺死了。真慘,在他死前兩年他妻子也因癌症去世了,四個孩子被孤伶伶地留在世上,最大的一個才剛要上大學。你一定看過相關報導。”
“我想我看過。”
“經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殺死他的傢伙才被揪出來。兇手現在還活著,而他卻已經死了。所以你去想吧。另外兩個,奧爾古德和哈弗梅耶,我不認得這兩個名字,所以他們一定在我來之前就離開六十一分局了。我來這兒幾年了?五年?差不多。”
“你能查得出來他們到哪裡去了嗎?”
“我也許可以查得到。你究竟要問他們什麼呢?”
“她的兩個眼睛是否都被戳穿。”
“那個叫什麼來著的人?菲茨羅伊?給你看的檔案里沒有驗屍報告嗎?”
我點點頭。“兩個眼睛都有。”
“所以?”
“你記得幾年前的一件案子嗎?他們從哈得遜河撈上來幾個女人,說她們是淹死的。法醫辦公室里有個天才把一個顱骨拿出來當紙鎮用,後來這個醜聞傳了開來,因為事情炒得火熱,終於第一次有人把這個骷髏頭拿出來仔細查看,才發現裡面有個彈孔。”
“我記得。她是一個從新澤西來的女人,嫁給一位醫生,是不是她?”
“對。”
“我有個可靠的經驗法則。假如有個醫生的老婆被殺死,那一定是她丈夫做的。我不用找什麼狗屁證據,醫生總是做這檔事。我不記得那個醫生後來成功脫罪了沒。”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了解你的意思。驗屍報告對你沒用。但是九年前的目擊者又能有什麼用呢?”
“不很有用。不過……”
“我來看看我能找到什麼。”
這一次他去得久了一點,回來時表情有點怪。“這案子運氣不好,”他說,“奧爾古德也死了。至於巡邏警員哈弗梅耶,他辭職不幹了。”
“奧爾古德是怎麼死的?”
“心臟病發作,大約一年前。他幾年前轉調出去了,到中央大道的總部去工作。有一天他突然倒在桌上死了。檔案室里有個傢伙從奧爾古德在這裡工作時就認得他,並且正好知道他是怎麼死的。就我所知,哈弗梅耶可能也已經死了。”
“他怎麼了?”
他聳聳肩膀,“誰知道?在冰錐命案發生後沒幾個月,他就遞辭呈回去過他的平民生活了。理由是不特定私人原因。他只做了兩三年的警察。你知道新進人員的離職率是這樣子的。他媽的,你自己就是個離職警察。私人原因,是吧?”
“差不多是這樣。”
“我査出了一個地址和電話。這段時間裡他可能已經搬過六次家了。假如聯繫不到,你可以試試市局。他在這裡待得不夠久,沒有任何津貼可以領,但他們經常跟蹤記錄離職警察。”
“也許他還住在同一個的地方。”
“有可能。我祖母就還住在伊莉莎白街上那種有三間小房間的公寓裡,她從巴勒莫下船以來一直住在那間公寓裡。有些人固定不動,其他的人換房子像換他們的襪子一樣。也許你走運。我還能幫你什麼?”
“黑林街在哪兒?”
“命案現場?”他笑了。“天呀,你是只嗅覺敏銳的獵犬,”他說,“要先去嗅一嗅那是什麼味兒,嗯?”
他告訴我該怎麼走。他浪費了很多時間幫我,但是他不要我的錢。我感覺得到他可能不會要——有人要也有人不要——然而我還是向他提議:“你或許要買頂新帽子。”他走過來很堅定地露齒一笑,向我保證他有一柜子的新帽子。“這些日子以來,我也難得有機會戴帽子。”他說。我只是要給他二十五元,比之他所做的努力實在是很廉價。“在安靜的分局裡時間過得很慢。”他說,“我剛才提供給你的東西對你能有多少幫助呢?對波朗坡的那個案子你心裡已經有譜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