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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這場任務，實質上李科長並未向我們提多少。神秘兮兮的宣誓，意義不明的任務，都是令人生疑的點。李科長當時說，我們的任務不過兩樣，一是保證鄧鴻超的安全，二是尋找老前輩的下落。

　　  而鄧鴻超那裡，則有我們不知道的任務。他只是含糊的向我們說明過，要來取什麼東西走。至於說這次任務有多重要，我不清楚，只知道它肯定有那麼點兒重要，否則不會專程把我們挑出來，坐飛機，住招待所。

　　  也許，問題就在這裡。

　　  假如我以上的推斷不幸言中，那麼這個有問題的人，絕對不會是僅僅要阻攔任務那麼簡單。他要背後捅刀，不會等到現在，瞧瞧，路都走到了這兒，等到現在來滅掉了口，還得費心苦力的尋找出路，原路返回。不可能，他能毫無破綻的在隊伍里潛伏那麼久，就說明他腦袋不笨，甚至比我們聰明不少。他沒理由這樣做。

　　  之所以要等到現在下手，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個。他想通過隊伍之力，尋找到任務地點，現在任務地點如願找到了，滅口的原因也許是——他想獨攬下所有功績。

　　  這個半生不熟的結論，猶如一個重錘，實實的敲在我的腦門上。這樣的話，心腸未免有些太黑了吧!王軍英是這樣的人嗎?我看不像，但見過那翻畫面後，誰也不敢保證。說起來，自從黃班長犧牲後，自從摸到蘇聯人的蛛絲馬跡後，王軍英這個人，就開始有些怪了。  

　　  我丟掉菸頭，又細細回想起來。的確是，就像我之前提過的那樣，他到了這裡之後，比以前更悶，臉色比以前更冷，時時刻刻都像惦記著什麼心事。我結合起之前的猜想，又想出一個大膽的假設來。

　　  會不會是這人看到黃班長犧牲後，貪心一起，想借這次任務領功，升官發財?還別說，這個還真有可能。畢竟，大家也就處於一個臨時編制里，真要丟開一切，在利益層面講感情，恐怕也沒多少可以講。

　　  王軍英這個人，悶里悶氣，有限的人生經驗告訴我，這種發悶的人，只要不是腦袋瓜子笨，就必定是腦袋裡想法多。文革里，關於人性的醜惡，我見得多了，他這種悶生，很多時候是最危險的。

　　  但問題也隨之出來了：軍功不是什麼實實在在的東西，不是說滅掉其他人的口，就可以積攢起來的。那個人就算不滅口，跟咱們一道順利回國，也可以敲鑼打鼓順利領獎啊。

　　  一路想下來，記憶里那個模糊的畫面，不自覺的就換上了王軍英掏槍的清晰動作。不對，二分之一的概率，我不能這麼先入為主，應該全方位的考慮。一輪推理下來，這個剛還清醒的腦袋，也開始力不從心，昏昏沉沉了。

　　  恰在這時，一旁沉默的王軍英，忽然找我聊了起來。但是，以他的性格，是不會找人聊閒天的，他只是客觀的向我陳述了一下，在我昏迷這段時間，他們所做過的事情。  

　　  表面上我靜靜聽著他的畫，內心裡卻是停不下來的猜忌，之前對劉思革的那種感覺，又回到了腦袋裡——我很煩這種感覺。

　　  但是，我也只能在他的滿語中，假意活動身體，時刻盯防他的舉動。誰知道他會不會突然掏出手槍，往我心口，用力的開上一槍呢?

　　  王軍英說，在我昏迷的這段時間裡，他和鄧鴻超一起，去打探了一下前方的情況。鄧鴻超很確定，這地方就是咱們的目的地。結果雖然是好的，但也不可避免的帶來了兩個問題。最重要的一個，是咱們完成任務後，該怎麼回去。

　　  按任務的原安排，我們應該是像當年的考察隊那樣，用旗娃包里的爆破工具，破開上層的水泥，然後再吊降下來。可現在的情況是，我們用了“一次性”的僥倖方式，意外的到達了這裡。之所以稱其為“一次性”，就是說想要按著原路返回，根本不可能。

　　  而考察隊當年破開的洞，恐怕已經被水泥封了回去。就算是沒有，我們也不可能憑空飛上這個溶洞的頂端。所以，問題很嚴峻，我們雖然如願到達了任務終點站，但能不能順利走出這裡，還是一個未知數。

　　  更嚴峻的是，我們賴以生存的背囊，裡面的物資也不太夠分配了。如果不能早些找到出口，那背囊里剩餘的食物，很難支撐我們走回國。所以，性命攸關面前，現在的情況不容樂觀。  

　　  於是，王軍英和鄧鴻超，在探路結束後，產生了意見上的分歧。

　　  王軍英的意思是，現在剩餘的物資不多，結合具體情況，我們沒有更多的精力去探洞，只能把任務縮減，帶回鄧鴻超要找的東西就算完事。並且，我們找到出口的時間，是未知的，誰也不知道會在這地底下待多久。

　　  加上當時的我生死未卜，不知道什麼時候醒得過來。他認為，可以讓鄧鴻超和他一起下洞，留下旗娃在上面照料我。東西找到了，再待我甦醒，尋找出路。

　　  但鄧鴻超，卻拒絕了這個看似合理的建議。他覺得，洞下面的情況是未知的，兩個人下去有些太冒險，我們沒有任何通訊工具，不應該將人員分散。一個是隊伍的領導，一個是隊伍的核心，就在兩人說奪不下時，我的咳嗽聲，讓他們各自都退了一步。

　　  “嗯。”鄧鴻超沒有睡著，而是在閉眼靜聽。王軍英說完之後，他應了一聲。

　　  “所以，現在等你精神了，咱們再出發。”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