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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裡又會知道，那晚讓我欣喜、讓我立功的幾聲爆炸中，有那麼一聲，是響在田榮國的腳下。

　　  我最後一次見他，是他蓋著白布，被抬進車裡。兩個同鄉，一個戴功回國，一個馬革裹屍。攻堅行動結束之後的每一天，我都在回想關於那天的畫面，那天的對話，我知道，如果不是田榮國在我旁邊，敦促我撤移位置，我早就被炮火炸開了花。

　　  換句話說，我這命其實是他救回來的。

　　  但讓人酸心的是，我戴功回國，成了英雄，但田榮國因為一些原因，只有一紙烈士證明，以及“死人榮譽”。我大書特書，向上級寫了好幾次報告，申請為他追授更高級別的榮譽。

　　  但那時候的部隊還沒到裁軍，“臃腫”的機關辦事效率極低，我奮筆疾書下寫出的報告，甚至都沒能遞交到管事的人手裡。而那些字出肺腑的報告，自然是石沉大海，了無音訊。

　　  通過正規途徑向田榮國討回榮譽的事情，無疾而終。

　　  戰事結束之後，借著探親假的時間，我回了一趟家。田榮國的父母已經收到了部隊的信，知道了他犧牲的消息。

　　  但我還是裝著一本正經的樣兒，把我那塊稀罕的獎章交至他家，說這是部隊追授的獎章，讓我代交過來。  

　　  這本來就該是他的，我堅信不疑。生命才是最寶貴的東西，獎章再閃耀，又有什麼用呢?

　　  但獎章確實有用——田榮國的父親捏著獎章盒子，那悲愴的淚水裡，悄然中增添了幾分慰藉。這也許就是榮譽的作用吧，至少會讓人知曉，死的人沒有白死，而是做出了什麼貢獻而死。

　　  事實上，在入伍之前，我跟田榮國並不是什麼要命的好朋友，也根本沒什麼交流。只是在入伍之後，兩人才覺合得來，談得攏。如今他離世而去，更為我帶來了“死亡崇拜”。

　　  天人相隔之後，兩人本不太深的感情，悄然在我心中發酵，升華到了新的高度。

　　  回部隊後，上級又放了我幾天假，讓我收拾收拾，準備前往北方的某個城市深造。但我不認為這件事就完了，因為見識了田榮國家裡的淒涼後，心裡的不滿放至了最大。我硬是想著要替他討個說法，見前幾次申請無果，年輕氣盛的我，直接就找到團部，想去大鬧一場。

　　  當著領導的面，仗著一腔熱血，我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也做了一些不該做的舉動。最後的結果是，我想要的東西沒有批下來，而自己卻還受了處罰。

　　  因為事情影響很壞，我受到了公開批評，而那個前往軍校學習的美好仕途，也就這樣被我親手斷送了。上級是準備將我開除軍籍，踢出部隊，但幸在有功在身，有領導願意給我改錯的機會，減輕了我的處罰。於是乎，我被調離了原部隊，留住了軍籍，轉了士官。最後因為一道不知所以的調令，又來到了偵察連。  

　　  跟我一起受罪的，還有那兩個軍區的記者。他們採訪我數次、倖幸苦苦改了好幾次的新聞稿子，就因為這件事，被一刀切下不予刊登。

　　  而那閃耀的“戰鬥英雄”四字，再沒與我的名字有半點瓜葛。

　　  如今回想起來，假如當時我的性格不那麼急躁，做事的方法不那麼武斷、不顧後果，那今天的境遇必定會大不一樣。我可能會是人盡皆知的戰鬥英雄，也可能是機關幹部。總之不會是一個“糜爛”在基層的老資格。

　　  雖說這件事是我的心病，但很多地方我做得實在不妥。後悔那是肯定的，可是，在這事情的根本動機上，我從來沒有後悔過。

　　  田榮國命都丟了，我還有什麼不能丟的呢?

　　  只是說，我吃了脾性的虧，不僅該有的東西沒為他要回來，自己還落得了這般下場——這便是心病的原因。

　　  這件事情過去了這麼多年，沒想到黃班長這個臨時領導竟還知曉。他就用了幾句平淡的話，將這件事情講給了旗娃他們聽。而作為當事人的我，則聽得沉默不語，滿是思緒。

　　  命運是個愛捉弄人的小老頭兒，他左拈右夾，像是在飯桌上添錯了菜，也像是在牌桌上出錯了牌，它讓我落了一場空歡喜，還把我這個老年輕，二次丟回了越南這片土地上。  

　　  儘管洞穴里只有低聲細語，但我的耳邊，仿佛又響起了幾年前的那個夜晚裡震破耳膜的炮火。田榮國，董班長，陳定遠，戰友甲以及“小八羊”，好像也都圍到了火堆前。

　　  黃班長講完，幾人也都沉默。我吐了口煙，從回憶里抽回了神，無言的望向他們。幾個人的眼神里，竟沒有奚落，倒現出幾分崇拜。

　　  黃班長轉過身，展開了地圖：“看吧，假如你們的建國哥當年脾氣不那麼火，沒有無視紀律，他可能就是我們幾個的上級了。所以，你們要吸取教訓，不論在哪裡，都不能由著性格來。”

　　  我丟掉菸頭，緩緩點頭，同意黃班長的看法。

　　  “對，別像我那樣。”我說。

　　  劉思革沉默起看了我一陣，然後拖過背囊，枕頭躺下。

　　  “可惜了，可惜了。”鄧鴻超搖搖頭，“但彆氣餒，這次肯定還能領個勳章回來。”

　　  “沒看出來，戰鬥英雄就坐我旁邊呢!”旗娃對我豎起了大拇指。

　　  “飯可以亂吃，名兒不能亂叫。我可不是什麼戰鬥英雄。”我回駁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