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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命令我為擔當這一切所要做的就是,站起來,以無限的平靜和莊嚴向高觀山上走去,穿過被上帝的光集中照耀擺到了我眼前的天下所有暴烈恐怖的場面,走到高觀山上那個會場的中心,走到他們打人的地方,無限平靜和莊嚴地和正在被打的人坐在一起,讓他們的棍棒落在我身上,讓他們的一切暴行都落在我身上,我則如岩石一般平靜和無所動搖,讓他們通過我所展示出來的無限的平靜和莊嚴而意識到他們到底在幹什麼,讓他們為他們竟然對同胞、對生命這樣做而發抖和懺悔,手中的棍棒自然地掉落下去。上帝的命令里還同樣毋庸置疑地包含了,如果我敢走到那個中心,和正在被打的人坐在一起,讓他們棍棒全落到我身上來,我平靜地、微笑地承受他們的暴行,那團烈火就會讓人們,哪怕只是他們中間的極少數的人看到,如果我堅持下去,他們就會有人看到,哪怕只是極少數的人看到,我如何在這團烈火中化為虛無,只有一團烈火,真正上帝的而非它物的烈火在那兒壯麗、莊嚴、神聖地燃燒,在那兒一切和一切在它面前都是虛無、它才是一切地燃燒,讓他們看到生命和存在是一個無限可敬畏的上帝的創造,絕對不是我們世人任何人有任何權力、資格和理由可以用高觀山上正發生的、甚至於在全天下都在正在發生的這種方式對待的,不管我們自以為有多么正當和崇高的理由,我們也要為自己伸向他人的將施予對方暴行的手而發抖,要這才是我們存在的根基,存在的真實,才是真正在做人做自己,才是一切和一切。
這一切對一個五歲的孩子當然是他不能理解的,但卻是以毋庸置疑的宇宙真理的面目泰山壓頂般呈現在他眼前的,他要麼選擇如這個真理所示地去做,要麼選擇逃避,就當一切沒有發生過。可是,兩者都是我做不到的。所以,我選擇到我們家外那片有竹子有樹木的林子後邊躲起來,雖然躲起來了,但還是面朝高觀山的方向,把人們那可怕的口號聲聽著。在這裡,聽不到那個無限單調也無限恐怖的強音了,也看不到那個幻象了,一切看上去也像平時的樣子了而不是只不過是上帝永恆的烈火中的紙灰了。但是,我卻一直如篩糠般地抖著,我想要控制一下自己的顫抖,哪怕只是一點點,卻也是就算我縱有移山倒海的能力也做不到,在顫抖中,我想要讓自己動一下,哪怕僅僅是動一下小手指,卻也同樣是我縱有移山倒海的能力,我也不能讓自己的一根小手指動一下。
直到天快黑的時候,我已好一陣子沒有聽到人們那種口號聲了,我才從我躲在那兒的地方站起來出來了,說站起來就站起來了,說出來就出來了。出來之後,我又以我已經認定的“作為一個人和自己應有的勇氣、決心和姿態”向高觀山望去,一望去就又看見那團烈火,聽到那個可怕的強音,還有那種似乎是全天下人發出的喊殺呀殺呀的聲音,儘管客觀上高觀山已經一遍沉寂,最多只有微風拂過的聲音,而那是我隔這麼遠完全聽不見的。一看到那團烈火和聽到那個聲音,我又立刻在這就是上帝的命令,我存在的原因和目的就是執行上帝的命令的超出我能承受的極限的狀態里,儘管那烈火、那聲音都不過是我的幻象。
我正這樣莊嚴地、無視一切地、堂堂正正地站著的時候,迎面來了蒙婆婆,她跌跌撞撞、連奔帶逃地出現在我面前,邊跑嘴裡邊在惡聲狂亂地低聲詛咒:
“□□的打出人命了!□□的打出人命了!還一打就是四條人命啦!四條人命啦!”
到我跟前了,她一看到我她就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叫起來:
“娃兒啦,娃兒啦,要聽話呀,要一輩子只曉得聽他們的話呀!”
這時候,她的大兒子,就是那個我叫他海兒爸的,在我的作文事件上除了小芳外就是他用使牛棒打我,也衝過來了,一把從後面攬起蒙婆婆如提一捆草似地夾在腋下沖向他們家,門一下就打開了,人一下就進去了,門馬上就關上了,一點聲息也沒有了。
我還打算就這樣站下去,直到永遠,直到那烈火燒過來把我燒成虛無,讓人們,哪怕只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人看到人、生命、存在本身的絕對神聖不可侵犯,爹媽也像兩個活鬼一樣衝過來了,見我就一把提起我沖向我們家,門一下就打開了,一家人一下就進屋了,門一下就關上了,一家人一下就全都上床了,再也沒有一點聲息了。一點聲息也沒有,我卻睡不著,一直抖得如篩糠似的,到半夜的時候,我才聽到爹斷斷續續如泣如訴的聲音。他要把他今天在高觀山的所見所聞所做全都說出來了,媽揪他、掐他都阻止不了他,這讓我了解到了高觀山今天的發生的事情的許多具體的細節。不過,我也聽出了,爹把這一切全都要說出來,不過是為遺忘,永遠地遺忘它,從此過一種全新的生活。第二天和接下來的幾天裡,院子裡的人們也是這樣,雖然空氣中充滿了□□味,似乎是隨時都可能有一群人衝過來將隨便哪一個人就地活活打死,但是,他們卻總要逮住時機幾個人迅速湊到一起,迅速交換一下意見,又迅速如做賊似的分開去各做各的事情。他們談的都是發生在高觀山上的事情,他們不迴避一個五六歲旁聽的孩子,這又讓我了解到了很多情況。讓我了解到了今天開這個會就為“觸及肉體的教育”,也就是就為打人,但並沒有說一定要打死人。總共有二百多人挨打,先挨打的都是定了性的“地、富、反、壞、右”,雖然好多人被打傷打殘了,有的人肯定是回去也活不了多久了,但是並沒有當場就活活打死人,後來,打瘋了,領導幹部在台上喊一聲要不要把某某也揪出來,群眾齊聲高喊:“要!”當即就被拖出來,幾下子就打死了,而這些人全都不過是平時愛發表議論、褒貶時弊的人,對領導幹部或社會有這樣那樣的自己的看法也敢把這些看法說出來的人。他們有的可能想都沒有想到他們也會在今天的會上挨打,並且當場被活活打死。他們特別關注一件事,有一個人還沒有被打死,只是看起來要死了,但領導說家人不能抬回去救治,等他死,死了由集體統一處理。這個人就留在高觀山上了。聽他們說,在幾天時間裡都有人悄悄上高觀山去看這個人的情況,看到他還有□□,甚至還費力往前爬了幾步遠。對這個敢於上山去看這個人的情況的人,他們視為英雄,都說不要說出他的名字,還說:“再打,再打也還是有不怕事的!”然而,聽得出來,和爹一樣,他們這樣,不是為了真正承擔和面對,而是為了遺忘,過了這幾天,就永不再說這事也不再記起這事,過一種全新的生活。
果然,過了幾天,我就再也沒有聽到他們談這件事了。我說的是從那時直到已經四十八的歲的我在電腦前打這段文字時也都沒有聽到他們有一個人談起當年高觀山上發生的這件事情。他們都忘記了,我卻記得,在我三十六歲左右的時候,由於我始終受這件事情噩夢般的折磨,所以鼓起勇氣做了一個調查。參加當年高觀山那個打人並有四五個人當場活活打死的會的人還大多健在,按理要把這件事情調查清楚不是難事,但我卻一無所獲,他們全都迴避我提問,而且對我避之如避瘟疫,沒有一個人對的提問回答了“是”還是“不是”。我還沒有問上幾個人就大隊領導幹部顯然已經知道了這件事,看見我,擺出那樣一種架勢,要把抓了,我怕了,也服了,調查不了了之。我在我幾部書裡面都寫過這件事情,還專門為這件事寫了一個中篇小說《審判》,就為對自己靈魂的債帳有一個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