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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和他們一樣，到底首先是一種動物、一種生命。所以，就是我有了這種奇特和古怪的心情後，他們吃完了，走了，我也會和兩兄弟一樣撲向桌子，到處找他們吃剩下的、遺漏的、不小心弄掉了的。可是，一年又一年，我們都什麼也沒找到過，真的是連一根蘿蔔絲都沒有找到過。一年又一年，連一根蘿蔔絲都沒有找到過，不是當事人不會知道這是一件多麼令人痛苦的事情，叫人都對整個生活、整個世界、整個人生失望極了。他們唯一給我們剩下的就是幾口空碗盤。幾口空碗盤被我們稱之為“油碗”，最終成了我們三兄弟搶奪的對象。“油碗”，顧名思義，就是碗壁上沾有油的碗，這些碗雖然他們連蔥花都沒有給我們剩下一片，但碗壁上都是沾有油的，由於所盛的東西的不同，有的沾的多、有的沾的少，出於人自私的本能，都想搶到那油沾多的碗，所以，它們成了我們三兄弟搶奪的對象。我們一年到頭除了大年三十初一，是連油星也沾不到的。“油碗”搶到了，就當寶貝一樣守著，等到吃飯的時候，也就是吃那“清眼亮眼湯”的時候用來盛飯，使飯有油香味。這是每年一次隆重地請吃這些大隊幹部我們幾個小的所唯一能夠得到的。不過，就是這唯一能夠得到的後來也不保了。媽會搶在我們前頭把油沾得特別多的碗藏起來，讓一家人共同享用它而不是哪一個人獨享它。這樣一來，能夠吃到的油香味就大打折扣了。  

　　  在一定意義上完全可以說，我們三兄弟就是在搶奪這些請吃大隊幹部後留下的“油碗”中慢慢長大，也在長大中再因搶這些“油碗”而幾兄弟大打出手時就聽到爹在氣狠狠地說：

　　  “這三個□□的，對他們進行道德品質教育的時候到了！”

　　  我沒把爹這樣說放在心上，而隨著一年又一年過去，我兩個兄弟雖差不多還是那樣，我身上就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了。到請吃大隊幹部的這一天，我會沉默並始終沉默，盯著“虛無”。我所謂盯著“虛無”就全身心地看著，看著一切，但又什麼也沒有看，什麼也沒有看在眼裡，就是爹後來所說的我“目空一切”。我不僅這樣，還讓自己是石頭，始終是石頭。我發現自己已經在下決心就要成為沉默，無止境的、絕對的、永遠的沉默，直到成為光芒萬丈的沉默。我再也不在灶頭上、他們走後的飯桌上找那些所謂好吃的東西了。他們留下的“油碗”我也再不去搶了，看也不看它們一眼。媽把這些“油碗”小心翼翼地涮進飯里所做出來我們稱之為“油油飯”的飯，我決不吃一口。爹是粗心大意的，沒發現我這一頓沒有吃飯。媽逮著了一個機會對我小聲咬著我的耳朵說：  

　　  “你□□的，叫你爹曉得了，看他會把你咋個辦！”

　　  不過，媽可能還是錯誤地理解我了。過了一年，又到請吃那些大隊幹部的時候了，她把她炒出來的全部端上桌去了，幹部們狂飲大嚼，媽去站在他們的桌前，用最老實溫順的百姓對如神明般高高在上的領導的那種最乖巧最美好的聲調問道：

　　  “各位領導幹部，我向你們問個事可以不？”

　　  領導幹部們紛紛慷慨熱情地說：

　　  “可以可以，當然可以。我們就是隨時準備回答群眾的一切提問的。問什麼都可以，問什麼我們都會給出令群眾滿意的回答。”

　　  媽仍然那樣謙卑地說：

　　  “領導幹部別多心呀，你們也曉得我是個老實人，有啥就問啥。但我也沒有別的啥問題，就是想問問今年過年三十還得給群眾分肉不？”

　　  每年三十集體都會出錢買頭豬，殺了，給各家各戶分點肉，雖然不多，但這也算是讓一村絕大多數一年到頭都沒有嘗到過油星的群眾嘗到了油星，更是體現了我們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無比的優越性，過了一個幸福快樂的大年。  

　　  “嘿，那沒的說的……”他們紛紛搶著回答，還大莊重地、如在宣講豪言壯語似的說：

　　  “今年公社開團年會，和往年的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只讓我們吃了些瓜子、花生。王書記在會上下了死命令，要求各大隊黨支部書記、副書記、大隊長、副大隊長、民兵連長、婦女主任以自己的職位擔保，一定要讓我們的群眾在年三十的團年飯上家家、戶戶桌子上都有肉，如果哪一個大隊沒作到，輕則大會作檢討，重是受處分。他講這是我們全體大隊幹部年前壓倒一切的工作。我們一開會回來，就在張書記的親自帶領下作了周密的布置和分工，全體幹部也立刻就開始了工作，別的啥也沒顧。請你放心，目前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都已就緒到位，保證年三十家家戶戶都能把肉高高興興地提回家，家家戶戶過一個快快樂樂的大年！”

　　  媽把那問題一說出來我感到就像是錐子在扎我的心一樣。媽是真誤解我了，她不知道，我已經註定一輩子都不可能像她那樣向他們提那樣的問題了。

　　  他們就像是在隆重的群眾大會上而不是在他們不吃這一頓就家家戶戶過年都有肉吃用不著他們費那心的酒桌上回答了媽的提問，接下來就你一言我一語地盛讚公社一把手王書記如何有魄力，如何一心想著群眾，如何是黨和群眾的好幹部好領導，邊說邊手未停，筷子也未停。  

　　  公社一把手王書記，在我們一公社的群眾中威望之高、口碑之好，在小小的我聽來，一公社別的幹部不是神，他也是一個神了。他死於食道癌。患病期間，他的病痛牽動著一公社人的心。死之前他突然大量進食了，一頓飯就吃了三個饅頭，所有的人都歡呼雀躍。但是，第三天就傳來了他逝世的噩耗，我們溝里的多數人都哭了，婦女是全都哭了，媽哭得最傷心。我沒有感到什麼悲傷，但是，我為這麼多人為他哭了而震驚。這件事和後來的“苗書記”的傳說一樣，給我的是有它比沒有它要大得多的震驚和恐懼。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

　　  媽向大隊幹部們提上面那個後來會被我暗中形容為“可愛的小寶寶的問題”的時候，王書記就已經在病中了。這些大隊幹部們說，他們說王書記為了一公社人的貧苦生活吃不下飯，還時常流淚。這些大隊幹部們說：

　　  “王書記每次開會都在會上說，我們公社的人民群眾的生活比前些年是好了好多好多了，各方面的形勢一遍大好，可以說是日新月異，一年不同於一年，天天都有好的變化，我們在下邊作大隊一級領導工作的幹部是努了力的、盡了職的、吃了苦的，也是干出了成績的。可是，我們還沒有完全作到家，我們的工作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比方說個別大隊還有極個別的群眾缺吃少穿，甚至於還沒有地方住。王書記要我們來年的工作更加努力，更加發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把我們工作中還存在的問題全都解決好，來年的團年會上他向我們敬雙杯酒，他要把今年團年會沒敬的這杯酒放到明年的團年會上敬……”

　　  他們就這個話題扯開去了，讓我聽到他們七嘴八舌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