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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了好一陣了爹才回來。我看到他是裹著一團粗俗、醜惡的如地府般的東西回來的,這比他平時的這個時候看上去更黑了,樣子也更怪了。他一回來就立刻聲勢張揚地叫我們院子裡的幾位老大媽老大爺的名字,叫他們來他要了解、調查一個情況。他所說的他要了解、調查的一個情況就是我是否在他指定的太陽到那個位置了回來的,較他指定的那個太陽的位置我回來得不遲也不早,還有是否一回來就是進到我的學習屋裡學習。見他這樣,媽跑出來傷痛地叫一聲:
“那個茂林啦!”
他這才沒有向他所說的廣大群眾調查我。家裡就像地府一樣陰暗冰冷,就像在出喪。雖然家裡天天都是這樣,時時刻刻都是這樣,但今天這個時候,這種氣氛要更為濃烈一些,似乎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爹來到我屋裡,還算平靜。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話,差不多把總負責老師今天對我講的那一切複述了一遍。對此,我既吃驚,又毫不在意,完全平靜。吃驚的是這是在家裡了,他用不著這麼對我講話。平靜的是,就是在家裡了,他也註定會這麼對我講話。根本就沒有家,家和外界的界限已經不復存在。在他給我講話的整個過程中,我抬了抬眼皮,在避免他直接看到我的眼睛的情況下看了看他身後,因為,我在那裡看到了總負責老師的魂魄那樣的東西,一個半透明的卻清晰可見的鬼魂樣的東西,是這個東西在讓他講話,他講的都是這個東西的“心聲”,他只是這個東西的傳聲筒。我避免讓他看到我的眼睛是因為,雖然他並不知道他身後這個東西,也不知道自己只是這個東西的傳聲筒,但是,如果他看到了我的眼睛,就多少能夠看到我在他身後看到了什麼,又看到了他和他身後這個“什麼”是一種什麼關係,而這只會讓他對我又氣又恨。
他反覆不斷地指出今天總負責老師,還有其他所有中心校的老師們,給我的主要是無限的、無條件的關懷、愛護、溫暖,他們是在母親一般地把我當嬰兒對待,而且比這還猶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要我首先就要對這一點有一個高度清醒的認識。他又把總負責老師最後給我說的將如何處理我那份考卷的話說了好幾遍,說這是我走後總負責老師無比關心、認真、負責的對他的答覆。想來是我走後他又去找總負責老師了,企圖總負責老師能夠給他一個多少不同於已經給我的答覆的答覆,讓他看到希望,可以想像他向總負責老師求了多少情、討了多少好啊,而總負責老師只不過是把已經給我說過的又說了一遍,還是那樣的官腔,還是那樣沒把他這個“同事”、“同志”、“老黃牛”放在眼裡,只不過,這一切到了爹這兒,就不能不變成是總負責老師的無限的關心、認真、負責,就跟他給我講演的那種叫做“領導幹部”對我們所做一模一樣。
他同樣說“在原則範圍內……”,但這說法從總負責老師口裡出來那是寒氣逼人,而從他口裡出來就像是總負責老師給了他一把也只有書本和電影裡描述的那種“領導幹部”、“國家”、“人民”才能給他的溫暖的□□了。但是,他就這樣講著講著,他很快就崩潰了。他越是這樣講,也就越控制不住對我的氣恨,控制不住把一切過錯和罪過都算到我的頭上。終於,他咬牙切齒地說道:
“總而言之,你,是你不是一個好東西!你從來就不是一個好東西,真正不是好東西的只有你!你目中無人,妄自尊大,胡作非為,無法無天!來來來來……”
來幹什麼呢?打。他在家裡打我通常會叫我去抬一條板凳來,他則去拿黃荊棒。他通常會說:“去把大板凳抬來!”大板凳專指我們家最大的那條板凳,非常地結實,在我眼中,它已經成了專門用來打我的一種工具了。家裡跟學校一樣,在只有爹才能去那兒的地方放著一堆根根大小粗細都幾乎完全一樣的黃荊棒,它們也是專門為我準備的。通常是我把板凳抬來了,他也把黃荊棒拿來了,然後我脫了褲子躺到板凳上去,他就開始打我。在這件事上,我們分工不同,互相配合得很默契。在老早以前,他一開始打我,院裡通常會有一兩個老太婆來勸,來拉,但她們做不了什麼實際的事情,只能在窗外千聲萬聲要我聽話,要爹不要打了,打幾下就行了等等,因為門是爹扛上的,她們進不來。而在這兩年,我挨打,就沒有人來勸了,家裡除了爹打我的聲音——爹咆哮的聲音和棍棒打在我的屁股上的聲音——外一片凝固和寂靜,即使會有人到窗外來勸一下,那都是他們實在看不下去了或受不了了,來勸也最多只會言不由衷地說一兩句。
今天他打我沒有叫我去抬板凳,而是直接把我按在桌子上打。這張桌子,和我住的這間屋是我的“學習屋”一樣,完全可以稱之為我的“學習桌”。
打過之後,他平靜些了,喘著氣,如對一個已經到了末路的末路的人說:
“那麼,從現在起,你該怎麼辦呢……”
該怎麼辦,首先就是從現在起把數學書上的所有題,從第一頁起到最後一頁的所有題都重做一遍,每一題都要有全部詳細的過程、步驟,包括在草稿紙上的演算都要無比詳細,一步也不能省略和跳躍,就是2+2=4都要先在草稿紙上算一遍後才抄寫在作業本上。這還不行,還要驗算一遍,看錯沒有,驗算則是加法交換加數的位置算,減法變加法算,乘法交換乘數的位置算,除法變乘法算。2+2=4交換加數的位置還是2+2=4,但還是要驗算一遍。像這種把一本課本甚至於幾本課本已經做過的全部題一次、兩次、三次地重做一遍的事情,已經不知道多少回了,這一次,爹又像逮著了機會,又要我把數學書上都做過多次的題按照他的新要求再做一遍。
不斷反覆地做這些其實非常之簡單的題,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不明白的是,這麼痛苦,我卻為什麼要反覆地招來這種痛苦,就像我不明白我是那樣害怕挨打,那樣害怕當眾脫褲子,卻為什麼要反覆不斷地給自己招致挨打和當眾脫褲子一樣。我更不明白對於這種痛苦,我其實是非常需要的,我就需要這種反覆不斷的、絕對不會有任何好的結果的折磨和痛苦。我只能既無法理解自己,又無法原諒自己。
第二天,爹就去把他的學生放了,放一星期。他以幾乎有總負責老師一半的口吻說:“我也有我的權力!”他的意思是他擅自把學生放一個星期是在濫用職權,但是,這也就正是他的權力所在,他也要像總負責老師他們那樣用用他的權力。他要我在這一星期內爭分奪秒、夜以繼日地練習算題的“步驟”和“過程”,而他呢,則每天都去中心校等待我那份他魂牽夢縈的考卷的結果。
雖然他們總是說我不過是個孩子,我只是一片空白,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明白,什麼都要他們教我,他們教我什麼那就是什麼,說什麼是黑的那什麼就是黑的,說什麼是白的那什麼就是白的,但他們想不到的是,這片“空白”卻是異常的清醒和高度的、幾乎已近神人水平的覺知能力,是一種大寫的“看”的能力。我甚至於什麼都不是,就是一種絕對的、端端正正立在那裡、無論什麼都逃不過被看到和被完全客觀的看到的“看”本身而已。他們的什麼都對我是透明的。爹也什麼都對我是透明的。我“看”到的是,爹把一切都寄托在他們會給我那份考卷評個什麼結果了,而他對它的最大的希望,僅從分數上說,他們能給它90分。這是他一個什麼樣的夢想和熱望啊,在他這個夢想和熱望面前,世界的一切都不重要了。我只有默默地為他悲哀,讓這種悲哀使我已經深陷其中的那種寒冷再增加一分,等待當他這個夢想和熱望變成徹底的失望之後對我變本加厲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