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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這是最好的設想。至於最壞的設想，我一直拼命想拋諸腦後。
時間一秒一秒地流逝。凌晨兩點鐘，艾莉森躡手躡腳地走進房間，掀起被子的一角，輕輕地上了床。我們就這麼安靜地並排躺著，都沉浸在悲痛之中無法自拔。
整棟房子都黑漆漆、靜悄悄的，耳中聽到的細微聲響跟往常一樣，但是沒有了孩子們，一切聽上去卻又截然不同。我和艾莉森之所以決定在此安頓，買下了這棟房子，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孩子們。我們知道，他們會喜歡這兒的，這裡有清澈的河流、雪白的沙灘，還有斜斜的河岸。到了炎炎夏日，周圍的大片樹林就會投下清涼的樹蔭。這裡以前是一處悠閒的大農場，如今更有無數回憶等待我們去創造和珍藏。艾莉森常說，她想讓孩子們擁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童年，不想讓他們的童年時光跟大部分中上層家庭的孩子一樣無趣。
但是，要說買下這棟房子的最終原因，還是由於“那起事件”。以前我是一個樂天派，相信人類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但在“那起事件”發生之後，我見識到了人類的邪惡，於是便想儘量讓我的孩子們生活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我覺得，這數英畝的大片樹林就像一道天然壁壘，而家門前那條作為車道的土路也又窄又長，足以把我們與外界的險惡分隔開來。
現在我才明白，這些都是我的錯覺罷了。所謂安全，只不過是我們的誤解，是我們在自欺欺人，不願面對人類社會的惡劣處境：社會契約是沙上畫，而非石上字，無論任何人，只要吸足氣用力一吹，一切便了無痕跡。
長夜漫漫，我躺在床上，腦海中來回地想著這些事情。我努力嘗試讓夢境朝著美好的方向靠攏。我安慰自己，這一切很快就會結束的，會沒事的。
漸漸地，我感到身體越來越沉，陷入了床墊之中。身旁，艾莉森的呼吸聲也變得更加平穩均勻。我覺得，自己應該可以迷迷糊糊地睡上幾分鐘了。
這時，門鈴突然響了。
聽到鈴聲大作，我一躍而起，立馬下了床。艾莉森也從床上坐了起來，我能看清她的眼白在黑暗中顯得狂亂不安。時鐘指向3:17。
我不假思索地朝臥室門口快步走去。
“等等，你要去哪兒?”艾莉森焦急地低聲問道。
“什麼叫去哪兒?當然是去開門了!萬一是孩子們呢?”
“孩子們?難道他們自己走回家然後按門鈴?”
“那也說不定是警長把孩子們送回來了呢。”
我不欲與她爭辯，腳步不停地來到了臥室門口，伸手去抓門把手“等等，”她說，此刻她已經跳下了床，撲過來攥住了我的手腕，“難道警長不會先打電話通知我們嗎?萬一是綁匪怎麼辦?萬一他們有槍怎麼辦?”
“你待在這兒。”說著，我把她的手掰開了。
“斯科特!”她在我身後喊我，但是我已經走出臥室門，開始下樓了。
我們家有一把槍，是口徑九毫米的史密斯威森[2]手槍。當初艾莉森懷了孕，而我又常常不在家，於是她便半開玩笑地說，母性荷爾蒙告訴她，她需要一把槍。敢打艾莉森主意的罪犯可沒有好果子吃。她是軍人的女兒，在她父親的概念中，父女之間的親子互動就是花上一下午的工夫在射擊場打靶。年幼時，她就贏回了一大堆射擊比賽的勳章。我們把史密斯威森手槍買回來之後，她擺弄了一下，我一瞧便知道，她的技藝毫不生疏。
不幸的是，那件武器早就被拆成兩半了，一半放在閣樓上，另一半藏在主衛生間的水槽下面。是我堅持要這麼做的。當時我為了起草一份法案，特地研究了槍械造成意外死亡的統計數據，結果非常明顯：對於孩子來說，如果家裡有一把能用的手槍，那麼其危險性是無法比擬的。
此刻是我第一次對那個決定感到後悔。我迅速地想了一下現在可用的武器：廚房刀具、螺絲刀、撥火棍，最後我從客廳的壁櫥里拿了一根高爾夫球桿。
我全然不知，這個場面有多滑稽——一個性情溫和的中年男人以為自己用一根六號鐵頭球棒就能對抗全副武裝的襲擊者。我先打開了屋外的燈，然後快速地在客廳里轉了一圈，透過窗戶把周邊的情況都看了一遍。畢竟，我多少得了解一下，自己將要面對的究竟是什麼。
正如許多南方的農舍一樣，我們家也有一個寬敞的前廊，包住了房子的兩側。前廊上放著一些柳條編制的家具，還有許多餵鳥器[3]。去年暑假，賈斯蒂娜報了一個工藝美術班，孩子們也跟著湊熱鬧，給餵鳥器上色，塗得花花綠綠的。門廊前是一個院子，外圍散布著一些玉蘭樹和火炬松。出了院子，就是那條長長的土路了。
透過窗戶，沒發現有什麼異常情況。燈光照亮的門廊和院子看上去空無一人，外面的樹木和土路在黑夜中若隱若現。我握緊高爾夫球桿，來到老舊而沉重的大門前。我解開防盜鏈，打開門，同時將身體躲在門後，以防門外有什麼埋伏在等著我。根本就沒有必要，外面一個人都沒有。我只能聽到遠處有一小群野狗在吠叫，它們有時會到樹林裡遊蕩。
接著我低下頭，看到地上有一個齊膝高的紙箱，側面印著“家得寶[4]”的標誌。一條銀色的膠布封住了紙箱頂部。我用腳碰了碰紙箱，想感受一下它的重量。結果我發現，不管裡面是什麼，都絕不會比紙箱本身重。我又屏氣凝神地聽了聽，試圖尋找定時炸彈的滴答聲，但什麼都沒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