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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其他方面，凱倫的所作所為跟我或者任何一個理智的人都一樣。擺在面前的選擇只有兩個，一個是未知的，而另一個是可以預見的災難。她根本就無法反抗。提出那種威脅的人，要求得到的是絕對服從。
但視頻中的兩個男人還有一點令我非常震驚。他們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完全無動於衷。他們根本不在乎自己從那輛小麵包車上帶走的是什麼。是一堆磚頭，還是偷來的電腦，抑或兩個孩子?那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他們是專業的。對他們來說，這只是一份工作，僅此而已。
由此便引出了三周來一直困擾我的那個問題：幕後的指使是誰?
不知為何，我覺得不會是賈斯蒂娜。沒錯，她的確幫助對方接近了我們。說不定她在土耳其的時候，就認識那兄弟倆了。可是，上頭管事兒的肯定另有其人。她的父母?我從沒見過他們。據說她父親是一名大學教授。或者說這只是掩人耳目的謊言?其實他們跟某個犯罪集團有關?
突然，我記起了出事第一天晚上我聽到的那個聲音，說話的人告訴我他綁架了我的孩子，叫我按他的指示行事。儘管那個聲音經過了機器的過濾和處理，但聽起來絕對不是土耳其口音，而是個地地道道的美國口音。
正是此人指揮著亞力克西、鮑里斯、賈斯蒂娜等其餘的人。而我們卻依然不知道他究竟是誰，也不知道他到底想通過這個案子得到什麼。
下午1: 08，我開車來到法院後面，將車停在了自己的停車位上。本·加德納沒有在員工通道執勤，於是我便朝另一位警務人員點了點頭，飛快地衝過了金屬檢測門。我匆匆地上了空蕩蕩的電梯，來到了空蕩蕩的四樓走廊。顯然，對這起案件的結果尚存關心的眾人已經在兩間法庭內坐好，就等我露面了。
我趕緊跑進內庭，來到接待區，史密斯夫人抬起頭來看著我。
“您好，法官閣下。”她說。
“你好，史密斯夫人。”說著，我腳步不停地朝自己的辦公室走去。
但是她卻攔住了我：“法官閣下，很抱歉打擾您，但是有人給您送來了一個東西，看起來似乎很重要。”
她站起來，遞給我一個馬尼拉紙質信封。我眯著眼睛定定地看了一會兒，才看清上面印著熟悉的黑體字：
斯科特·桑普森法官親啟緊急機密。
“謝謝你。”我故作鎮定地說。
信封口沒有密封，而是用一個黃銅扣扣了起來。我打開黃銅扣，從裡面取出了一小沓文件。
文件上附著一張便利貼，寫著：
務必在下周一一早將這份文件送交職員辦公室。只 要我們看到這份文件歸檔，你的女兒就會平安無事地被釋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們會再次聯繫你，進行詳細說明。
我取下便利貼，開始翻看下面的文件。這是一份判決書，已經全部替我寫好了。我瀏覽了一遍，發現這份判決書寫得非常完美，執筆者顯然受過專業的法律訓練並且熟悉本案的所有資料。其中包括了合理的案件事實認定，還有對阿波提根製藥公司有利的判決詞。
原來如此，從頭到尾就是為了讓阿波提根製藥公司勝訴。但這說不通啊!如果巴納比·羅伯茨或者阿波提根製藥公司的某個人一直在控制著局面，那為什麼還讓我批准初步禁令?為什麼不乾脆讓阿波提根的律師團遞交一份撤案動議[1]，然後命令我批准呢?他們完全可以在幾天之內就結束這場噩夢，替自家的股東節省數十億美元的損失，也免得執行長白費這一個月的口舌。
我翻到了文件的最後一頁，唯一缺的就是我的簽名。
“這東西是什麼時候送來的?”我問。
“有人在午休時間將它從門縫底下塞進來了。”史密斯夫人說。
“哦?”
我不禁微微一笑。一個月以來，這恐怕是我頭一回真心地笑了。眼下居然出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突破口。我覺得自己就好像在參加一場馬拉松，前二十五英里一直都追著同一個對手跑，總是比他慢一步。等到還剩下最後一英里時，一直跑在我前頭的那個人突然被鞋帶絆倒了，當場摔了個狗啃泥。
這群綁匪終於犯下了第一個錯誤。
內庭門外的天花板上懸掛著兩盞假的照明燈，距離內庭大門只有幾碼的距離，一邊一個，燈具上各藏著一個監控攝像頭。要是在以前，我說不定還會懷疑，就這麼兩個塑料燈泡，能起到什麼偽裝作用。
不過現在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它們的偽裝非常有效。因為把信封塞進門縫的人，要麼沒有看到它們，要麼根本沒想到它們上面還藏著攝像頭。
鏡頭捕捉到的一切畫面都傳輸到了專職文員辦公桌上的電腦中。監控錄像會在硬碟上保留一段時間之後再自動清除，大概有一周，或者是一個月?反正肯定比一小時要長。
我只要讓傑里米幫我運行那個監控軟體，就能看到是誰來送的信了。在我手下的職員中，只有他接受過那個軟體的使用培訓。就算我自己能摸索著用，可我沒有密碼，密碼只有他知道。也就是說，我需要他的幫助。然而，在過去的兩周中，他對我的態度基本是介於冷淡和不滿之間的。我並不怪他，但事實如此。
一名法庭警務人員已經來到了接待區，以為我要換上法官袍去復庭了。可是我說：“不好意思，能再等我五分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