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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打擾了，”他說，“我只是想告訴您，今天早上有一個《紐約時報》的記者打來電話。我跟他說了，我們無可奉告，但他還是希望跟您通話，並且保證絕不錄音。我回答他不行，但我覺得您至少應該知道有這麼回事。”

　　  先是《華爾街日報》，接著又是《紐約時報》。這個斯卡夫朗竟然如此神通廣大?

　　  “好，”我說，“謝謝你。”

　　  “此外，我還接到了一通電話，對方是一個名叫史蒂夫·波利蒂的記者，自稱為一個叫‘理性投機’的網站寫報導。那是一個發布投資信息的博客，由這個叫波利蒂的傢伙自己運營。博客的名字不叫‘理性投資’，而叫‘理性投機’……我登錄那個博客看了一下，內容嘛……依我判斷，全是些傳聞和影射，就像一份給金融投資者看的八卦雜誌一樣。他聲稱這個博客每月有超過兩百萬的獨立訪問量[6]。”

　　  他為什麼也關心斯卡夫朗案?

　　  “好吧。我們當然還是無可奉告。”我說。

　　  “當然。”

　　  有好一會兒工夫，我都伸長脖子盯著傑里米桌子上的監控畫面顯示器看。我們的法院大樓早在大蕭條[7]時期就建起來了，雖然外表看上去頗為老舊，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實大樓里處處都隱藏著監控攝像頭。法官內庭外的走廊上，有兩三個角落是裝了攝像頭的。這麼做主要是為了當有人進來時，我們能先從監控畫面上看到來者何人。負責給我擔任法官助理的瓊·史密斯不喜歡在桌子上放個監控畫面顯示器，於是這玩意兒便被擺到傑里米的辦公室了。

　　  此刻，跟大多數時候一樣，走廊里空空如也。但我仍然盯著顯示器屏幕看，只覺得自己腦中也一片空白。

　　  我喃喃地對傑里米道了謝，然後端著咖啡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試圖像以前一樣正常工作：再看一遍將要開庭的案子，並且反覆思考該如何給出公正的判決。

　　  可是，這天上午，我根本沒法集中注意力。我頻頻望向窗外，諾福克市區林立的大樓使天空的邊緣變成了鋸齒狀，每當我沉思時，總是會盯著這片天空發呆。但此時此刻，我心裡想的全是孩子們。  

　　  我把糟糕的念頭全都趕走，努力去想一些快樂的事情。我想起，在過去的一年多里，薩姆和愛瑪每天早上起床的情景。薩姆總是要起得早一些，但沒有妹妹做伴，他從不單獨下樓。起床後，他就一直在自己的房間裡玩，等著愛瑪叫他。

　　  一旦聽到愛瑪的聲音，薩米[8]就會跑進愛瑪的房間。他總是輕輕地抱著她——他們以前一直睡在同一張嬰兒床上，已經習慣了這種親密的相處模式——直到她宣布自己要起床下樓了。雖然薩姆只比愛瑪高兩英寸[9]、沉十英磅[10]，但是他每天早上都背著妹妹下樓，來到起居室。

　　  這個場面實在是太可愛了，我和艾莉森對此的喜愛之情自然不必言說。有的時候，我們會在床上多躺一會兒，悄悄地傾聽他們的歡聲笑語;還有的時候，我們會躡手躡腳地起床，站在臥室的門後，偷偷地看著他們嬉戲玩鬧。

　　  我默默地沉浸在這份美好的回憶中，突然，我感到手機振動了。我拿出手機，屏幕上來電顯示的名字是：艾莉森。

　　  “餵。”我接起了電話。

　　  “賈斯蒂娜有一頂假髮。”她說。

　　  “什麼?”

　　  “我說，賈斯蒂娜有一頂金色假髮。”她又說了一遍，並且重重地強調了最後四個字，仿佛這四個字就能說明一切，“我在她住的小屋裡發現的。就在她的衣櫃裡。”

　　  “對不起，我沒明白。賈斯蒂娜的衣櫃裡有一頂假髮，那怎麼了?”

　　  “她為什麼會有一頂金色假髮?”

　　  雖然我特別小心不去關注賈斯蒂娜的外表，但我也知道她的頭髮是深褐色的。假如你是一個中年男人，家裡有個女大學生寄宿，那麼為了婚姻考慮，你對她的關注自然越少越好。

　　  “我不知道。”我坦誠地說，“等等，你該不會以為——”

　　  “以為她戴著這頂假髮扮成我去接孩子?沒錯，我就是這麼想的。”

　　  我考慮了一下這樣做究竟有沒有可能騙過別人。的確，不看臉，單看脖子以下，賈斯蒂娜跟我的妻子是有一些相似之處的。她們倆個子差不多高，體形都比較瘦。雖然賈斯蒂娜的家鄉在亞歐大陸的交界處，但是她的長相更像歐洲人，而非亞洲人。在假髮、帽子和墨鏡的偽裝下，帕姆女士會把賈斯蒂娜當作艾莉森嗎?從在教學樓門口接孩子，到打開本田車的車門，這短短的幾十秒鐘時間裡，賈斯蒂娜是否有可能真的被當成艾莉森?  

　　  “不過，她為什麼要假扮成你?”我問，“她也在許可接送的名單上呀。她去接孩子的次數比你我加起來都多。”

　　  “對，但是她知道學校有接孩子的記錄，如果記錄簿上留下了她的名字，我們一定會盤問她的。”

　　  “好吧，還有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麼賈斯蒂娜要幫一個素未謀面的毒販?”

　　  “這我們就無從得知了。其實，除了她幫忙照顧孩子的時候，其他時間我們根本不知道她都做些什麼或者見過什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