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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也沒有採訪到阿波提根的執行長。不過，文中援引了該公司新聞發言人的話：“阿波提根製藥公司強烈譴責對本公司的專利侵權指控，並將全力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堅決反對惡意誣告，絕不接受談判協商或庭外和解。”
這篇報導到此就結束了，但我的目光還停留在最後這段話上，反覆咀嚼其中的含義。
絕不接受談判協商或庭外和解。
因此，有人便採取了綁架孩子這種極端的手段。他們心裡清楚，只有這個辦法才能確保自己得到想要的結果，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狂風驟雨般的現實撲面而來，我這才意識到自己的處境有多麼兇險。這是一樁大案子，牽涉數十億美元，而且還與心臟病治療的未來息息相關。無論是從我個人的角度還是從職業的角度來看，這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訴訟案。
從投機取巧的小網站到大型主流報社，大批的新聞媒體都將時刻關注著案件的進展。全美國都在看著，全世界都在盯著。這群觀眾，人數眾多。他們都期望我做一個公平公正、不偏不倚、沉著冷靜的裁決人，一個法律權威的象徵，一個掌控全局的“尊敬的法官大人”。
然而，我什麼都掌控不了。綁匪們已經證明了，他們才是掌控一切的人，就連我的頭髮往哪邊梳，都由他們說了算。即便他們讓我光著身子不穿衣服上法庭，我也得照辦不誤。我只是個木偶，被看不見的手用無形的線牽制著。而且，如果我在執行命令上出現了哪怕一丁點兒差池，付出的代價就有可能是我女兒的生命。
一時間，面對龐大的現實，我呆若木雞、心驚膽戰，只能抱著胳膊靜靜地坐在椅子上。我覺得雙腿發軟，已經站不起來了。我努力回憶多年前在瑜伽課上學過的冥想法，試圖讓自己鎮定下來，但我只覺得噁心想吐，根本無法平穩氣息。而且，我也沒法把思想放空，相反，我的大腦中就像交通高峰期的十字路口一樣擁堵不堪，無數的念頭都爭著搶著要衝出來。
假如我再想一想愛瑪，想到不管我在經歷著什麼，她遭的罪都要比我多出十倍，那麼我就恐怕要暈過去了。於是，我拼命集中注意力去想艾莉森。我想起她砍柴的樣子，每一次揮臂都是一次情感的宣洩。我想起她今天早上有多麼堅強，想起她為我們家付出的努力，想起她絕不屈服的模樣。她跟我一樣心存疑懼，但仍然強撐著挺起腰板、面對生活。
我的目光看向桌上的另一個相框。艾莉森的所有照片裡，我最喜歡這一張了。雖然是在婚禮那天拍攝的，但卻不是傳統的新娘捧花照。照片中的她坐在鏡子前梳妝，鏡頭衝著她的背影。可能有人叫了她的名字或跟她打了招呼，她正應聲回頭。相機抓拍到了她回眸時的側臉，而另一半臉則映在鏡子中。兩張側顏雖然角度略有不同，但是都寫滿了希望與樂觀。在她即將結婚的日子，在新生活的第一天，她對無盡美好的未來滿懷憧憬。
照片中的女人能戰勝一切困難。那麼，她選擇的男人當然也不能示弱。
我勉強抬起胳膊伸向滑鼠，關閉了瀏覽器，然後轉向案件管理系統。我想看看，除了兩大報紙和一個不負責任的小網站提供的報導之外，“帕爾格拉夫訴阿波提根案”還有沒有什麼別的信息。
根據時間表，下周一要召開一次審前會議[10]。這是個好消息，意味著本案的進展比我設想的要快。
雖然在審前會議召開之前，還有一些庭前步驟要進行，但那些都在我的職責範圍之外，所以這個案子才沒有進入我的視線。首先，帕爾格拉夫要提交訴狀。然後阿波提根要做出回應。接下來，雙方代表律師便參加當事方會議[11]，在會上開始討論雙方的爭論點(通常是所有方面)和贊同點(一般根本就沒有)。同時，他們還會討論證據開示的問題，這決定了雙方將向對方開示哪些證據，如向法庭提交的紙質文件或電子文檔以及出庭做證的證人等。
接下來，法院就會召開審前會議，在會上對審判日程進行安排。通常，這些細節工作都由傑里米·弗里蘭和珍·安·斯坦福來負責。一般來說，就算是“辦案神速”，大型專利案的審理前後也得花上一年時間。
一想到將有那麼長時間見不到愛瑪，我就感到心痛如絞。
我瀏覽著訴狀和答辯狀，只覺得胳膊越來越沉，就像灌了鉛一樣。我已經明白案子要向什麼方向發展了。這一類專利案的審判結果常常取決於馬克曼聽證會[12]。
“馬克曼聽證會”這一術語源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的一個重要判例，即“馬克曼訴威斯幽儀器公司案[13]”。當時，最高法院面臨著如下的爭論：專利的保護範圍究竟是法律問題還是事實問題?二者之間有著重要的區別，因為在司法體系里，陪審團判斷事實問題(如被告人是否殺人)，而法官判斷法律問題(如殺人是否違法)。
在馬克曼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專利權在本質上是由法律規定的，保障了專利發明者在一定時期內獨享產品專利的權利。因此，法官必須對單項專利的保護範圍做出釋義，決定何者包括在該專利的保護範圍之內，而何者則已經超出到該專利的保護範圍之外。同時，當事各方均需就如何解讀特定的聲明內容說服法官，其實也就是引導法官順著他們自己的思路進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