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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做當然完全違背了我對法官一職的全部信念和看法。不過，假如這樣能救我的孩子，我會毫不猶豫地照做不誤，連眼睛都不眨一下。
到了10 :55，還是沒有發來任何指示。我該出庭了。我把手機放進口袋裡，然後穿上法官袍，走進法官辦公室里的專用洗手間，迅速地照了照鏡子。每次出庭之前，我都會這麼做。
正在這時——確切地說，是當我盯著鏡子裡自己的眼袋時——我感到大腿上傳來的振動。
我馬上掏出手機，發現收到了一條簡訊，發信號碼是900，我從來沒見過這個號碼。肯定是綁匪發來的。我一邊急促地喘息著，一邊點開了簡訊。
我來來回回地讀了三遍，確保自己沒有看錯：
讓斯卡夫朗爛在監獄裡。給他判兩個無期徒刑。讓他分開服刑[2]，不要合併服刑[3]。
這是什麼情況?不是把斯卡夫朗放出來，而是讓他在監獄裡待到死?這麼做，誰能從中獲利?
顯然，不管是誰，這個人肯定是恨斯卡夫朗恨到骨子裡了。我正猜測著種種可能性時，又一條簡訊發來了：
為表示你收到了簡訊並決定服從指示，請在出庭前把頭髮往另一個方向梳。
我突然覺得如墮冰窟、渾身發涼。這條看似荒誕的命令暗示著：他們在監視我，而且負責監視我的人離我很近，近到可以察覺我的頭髮是不是往反方向梳。
接著，第三條簡訊來了：
帶上手機，隨時查收最新指示。
我等了一下，好像沒有新的簡訊了。於是我回復了一條：我一定會照做的。但為什麼?為什麼是兩個無期徒刑?幾秒鐘後，我的手機又振動了。結果卻是通信公司提示我，我發送簡訊的號碼是座機號，如有需要，可花費三十九美分[4]將簡訊內容轉化成語音信息發送。
我把手機放回了口袋。現在已經沒時間去思考這一連串意外的指示了。我手下的法院職員都在等我出庭，更不用說法庭里還有前來旁聽的人。而且，我還得把頭髮往反方向梳。自記事以來，我就一直把頭髮向左分。他們知道這一點?他們是不是想用這個辦法來讓我感到不安?假如這就是他們想達到的目的，那麼他們成功了。
我用水弄濕頭髮，向右使勁兒梳了好幾十下。
然後，我看向鏡子。
這是我，但又不是我。我看上去就像自己的分身。
“天哪!”我自言自語地嘆息道。
我搖了搖濕漉漉的腦袋，離開洗手間，大步朝內庭接待區走去。職員們正在那兒等我。
“都準備好了嗎?”我故作鎮定地說。
“珍·安已經打過電話了。”瓊·史密斯肯定道。
珍·安·斯坦福是代理文員，她以前曾贏得過選美大賽的冠軍。有時候，她的表現會讓人覺得，開庭就是她日程表上的一次選美表演，而她的工作就是確保一切準備就緒，然後便打電話通知我們，演出可以開始了。
傑里米·弗里蘭上上下下地打量著我。我們在一起工作已經很久了，他顯然察覺到我的外表有些異常，雖然他一時還說不上來究竟問題出在何處。
“法官閣下，您還好嗎?”他問。
“我很好。”我堅稱道。
最後，他的目光落在了我的頭上：“您的……”
他還沒說出“頭髮”這個詞，就趕緊打住了。他知道，身為一個專職文員，他不該對法官的髮型指手畫腳。
“我很好。”我又說了一遍，這一遍語氣更加堅定了。
“真的嗎?其實我們可以……”
“開始吧。”我說。
法院的警務人員護送我沿著過道走向法庭。他為我打開門，我手下的一名法庭職員高聲喊出那句歷史悠久的開場白：“全體起立!肅靜——肅靜——”
走進門後，眼前的場景跟往常並無二致。
法院大樓的一樓十分寬敞，天花板高高聳起，一派氣勢恢宏的樣子。相比之下，我的法庭就顯得狹小許多了。法庭中只有六排旁聽席，零零散散地坐著一些人。有一排坐滿了非洲裔，他們很可能是雷肖恩·斯卡夫朗的朋友和家人。過道的另一邊坐著一對白人中年夫婦，他們的衣著光鮮得體，但臉上的表情卻疲憊不堪。
旁聽席前面是律師席：我的左邊是公訴人，右邊是被告辯護律師。
辯護律師的右側坐著雷肖恩·斯卡夫朗。他是一個身材矮小、體形肥胖的黑人，長著圓圓的腦袋和一張沒有特點的大眾臉。他身穿一套橘黃色的連衣褲，這是西泰德沃特[5]地區監獄的標誌性囚服。他的小臂和脖子上都刺有文身。
看起來，他跟我以前見過的許多被告人十分相似：遭到正義的打擊，喪失傲慢的心氣兒，已經決定認命了。
在斯卡夫朗身邊，站著兩個身穿美國法警署制服的人，斯卡夫朗就是由他們押送進法庭的。我的面前是珍·安和庭審記錄員，先前高喊“肅靜”的法庭職員則站在我的右側。
法庭上的人就是這些了。他們當中，是否有人一直在監視我，並且通過某種方式向策劃綁架的頭目報告情況?也許是我手下的一個職員?或者是一個陌生人，正悄悄地透過法庭後門的小玻璃窗盯著我?又或者他們以某種手段透過四樓的窗戶看著法庭上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