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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方這一側只有羅蘭德·希曼斯和他的兩個助理律師，還有丹尼·帕爾格拉夫。原本，我以為相形之下他們會顯得很可憐，不過希曼斯的存在感太強了。他擺開架子，一個人就占了三把椅子的空間。《紐約時報》把這起案子的雙方比喻成了大衛與歌利亞，這麼說固然有道理，可就算希曼斯真的是大衛，那也是個威風凜凜的大衛。

　　  等到我進入了大家的視線，所有的談話都停止了。在場的眾人都站起身來，興高采烈地迎接我。作為一個法官，不管什麼時候都有人巴結奉承，這是沒法避免的。

　　  見面介紹的環節充滿了刻意的逢迎和虛偽的笑聲。希曼斯一直使勁兒駝著背，利用手臂長的優勢，站在一定的距離之外跟我握手，生怕自己的影子會籠罩在我身上。他很清楚，自己的塊頭和膚色會給人帶來怎樣的印象，他可不想嚇壞了眼前這個小個子的白人法官。

　　  被告方打頭陣的正是克拉倫斯·沃思，他也是“萊斯利、詹寧斯與羅利”事務所的首席律師。他是一個身材瘦削的白人男子，身高有六英尺多，穿著頗為考究，顯得很有涵養。

　　  接著走上前跟我握手的是阿波提根的法律顧問弗農·威拉茲，然後又是一大群我記不住名字的人，反正裡面沒有保羅·德雷瑟就是了。我發現在場的有些人根本就沒必要來參加這次審前會議，他們大老遠地從紐約、華盛頓等地趕到諾福克，其實就是為了跟我握手的這三秒鐘而已。  

　　  這種做法很愚蠢，但在他們看來，這是遊戲規則的一部分。再說了，反正埋單的是阿波提根製藥公司。我沿著桌子繞了一圈，最後來到一位儀表堂堂、頭髮雪白的紳士面前，我見過他的照片。

　　  “很榮幸見到您，法官大人。我是巴納比·羅伯茨。”阿波提根的執行長用一種十分圓滑的“牛津加劍橋”的口音說道，他將“巴”這個字發得非常飽滿、厚實。

　　  這下我充分明白了這樁案子對於阿波提根製藥公司的意義。他們的執行長居然拋下了一切事務，專門跑來參加這個本該是例行公事的日程安排會議。整間會議室里，唯一一個不願曲意逢迎的人就是帕爾格拉夫。在跟我握手的時候，他依然昂首挺胸，擺明了他認為我跟他不是一個智力級別的人。畢竟，你十三歲的時候申請到屬於自己的專利了嗎?二十一歲就獲得博士學位了嗎?都沒有。只要大天才丹尼·帕爾格拉夫在場，我們這些人就是擠破了頭也只能爭當屋裡第二聰明的人罷了。

　　  “請坐，諸位，請坐。”我說。於是有座位的人就都坐下了，而我則依然站著，“我相信，今天上午弗里蘭先生對各位應該招待得還可以吧?”  

　　  傑里米笑了，各位律師也都微微一笑。

　　  “很好。那麼關於庭外和解談得怎麼樣了?有什麼進展嗎?”我問道。作為一個法官，在這種情況下只能這麼說。

　　  大塊頭希曼斯馬上抓住了這個機會，說：“法官大人，我已經給被告方很多機會了，但他們根本就不領情。”

　　  “法官大人，”沃思氣惱地說，“原告方就給我們提出了兩個選擇，要麼把專利期限內普瑞瓦利亞獲利的百分之五十五分給他們，要麼一次性支付給他們五百億美元。面對如此無理的要求，我們怎麼能達成和解!”

　　  “無理?”希曼斯大聲道，“你們想用我方委託人的專利，居然還——”

　　  “謝謝你，希曼斯先生。”我一張口，希曼斯便立刻住嘴了，“聽起來庭外和解是不大可能了。那證據開示討論得怎麼樣?”

　　  於是，雙方便展開了你來我往、針鋒相對的唇槍舌戰，我在旁邊裝出一副認真傾聽的樣子。總結起來，就是沃思認為十七個科學家太多了，在他看來有十個科學家出庭做證就足夠了。而且，他還拒絕上交希曼斯要求的許多文件和電子郵件，他說其中包含了阿波提根製藥公司的大量內部情報，因而不能妥協。我耐心地等著他們把主要的觀點都說完，然後便問他們建議如何安排審前日程，結果又引發了新一輪的口水大戰。  

　　  “好了，好了，”我故意做出不耐煩的樣子，其實我也確實有點兒不耐煩了，“看來，你們雙方在這場會議上是達不成什麼共識了。”

　　  我假裝無奈地看著他們，仿佛這一屋子都是調皮搗蛋的淘氣鬼。“女士們、先生們，我充分理解這樁案子的重要性及風險性，”我說，“我完全可以把這些爭論都推給手下的職員來處理，但我決定為大家節省寶貴的時間和成本，直接告知諸位我打算怎麼辦。”

　　  此言一出，許多人都坐直身體，豎起了耳朵，等我往下說。

　　  “首先，在證據開示的問題上，我同意沃思先生的看法，十七個證人太多了。我建議削減到十個。希曼斯先生，你可以選出十個你覺得最重要的證人出庭。”

　　  沃思的臉上閃過了勝利的喜悅，但很快就因為我接下來的話一掃而空了。

　　  “不過，我認為希曼斯先生有關文件和電子郵件的要求都非常合情合理。我們會將所有資料妥善保管、絕不外泄，這樣阿波提根製藥公司也就不必擔心競爭對手會竊取情報了。我相信希曼斯先生行事會非常小心謹慎的，而且我們也會讓帕爾格拉夫先生簽署一份嚴格的保密協議。這樣就比較公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