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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在豪斯佛瑞路上的威斯敏斯特公共太平間。”她猶豫片刻，有點納悶，“我以為他告訴過你。”

　　  “是的，”我笑道，“我為他感到很高興。”

　　  我不確定自己在說什麼，但她看起來很開心。

　　  “別告訴他我來過，”我接著說，“我想給他一個驚喜。”

　　  “太棒了，他準會大吃一驚。”

　　  我重新攔了輛計程車，心想她應該是真誠的。無論馬特回英國工作基於何種理由，我都不由得興奮起來。

　　  “您要去法醫辦公室嗎?”司機問我，“就在那裡。”他指向一棟漂亮的磚砌建築上開著的窗戶。

　　  “不，我要去驗屍間。”我說。

　　  “哦，就在這裡了，您走著進去可能比我載您進去更好。”他嘶啞地笑道。

　　  計程車停靠在一棟依倫敦標準看略顯寒酸的建築前，我掏出車錢。磚造樓房裝飾著花崗岩，頂樓圍著造型特異的護牆，周遭環繞造型華麗的鐵鎊色鍛鐵圍籬。入口名牌上的日期顯示，這個驗屍間已有一百年的歷史。我不由想到這一百年間司法醫學的發展何等艱辛，要不是有這些前人的努力，有些案件的破案證據永遠無法找到。  

　　  接待處很小，但體貼地提供了與辦公大樓一樣的會客室。敞開的門後有一道長廊，空無一人。這時，一位年輕女子捧著本厚厚的書從房間裡出來，我朝她走去。

　　  “對不起，”她嚇了一跳，“你不能進來。”

　　  “我找馬特醫生。”我說。

　　  她穿著寬鬆的長裙，外套毛衣，說話有蘇格蘭口音。“我該如何轉告是誰找他?”她禮貌地問。

　　  我向她出示了證件。

　　  “太好了，他一定很期待見到你。”

　　  “我看未必。”我說。

　　  “哦?”她改用另一隻手抱書，不懂我的意思。

　　  “我們在美國時一起工作，”我說，“我想給他一個驚喜，所以可否請你告訴我他在哪裡，我自己去找他。”

　　  “他應該在驗屍室。穿過這扇門，”她抬抬下巴，“就是主停屍間，更衣室在左邊，你需要的東西都在裡面。然後左轉經過另幾扇門後，右邊一間就是。我說清楚了嗎?”她微笑。  

　　  “謝謝你。”我說。

　　  我在更衣室換上手套和面覃，為避免衣服沾上味道，在手術袍上鬆鬆地綁個結。經過一間貼滿瓷磚擺著六張不鏽鋼輪床的房間和冷凍室的一道白牆，看到一律穿藍袍的醫生們正在忙碌。顯然今天案子很多，我經過時根本沒人注意到我。走廊深處，我的代理首席法醫正穿著高統橡膠靴，站在腳凳上解剖一具已經腐爛的屍體。屍體應該在水裡泡了很久。屍臭味非常嗆鼻，我關上身後的門。

　　  “馬特醫生!”我說。

　　  他轉身，起初沒認出我是誰，或者沒弄清狀況。他驚訝地說：“斯卡佩塔醫生?天哪，你看我這一身血淋淋的。”他塊頭很大，笨重地從腳凳上下來，“真是太意外了，我簡直不知該說什麼!”他不知所措，眼神里流露出懼色。

　　  “我也很意外。”我冷冷地說。

　　  “我想也是。走吧，味道太恐怖了，我們別在這裡談。昨天下午在泰晤士河發現的。應該死於他殺，還沒證實。我們去休息室。”他緊張地說。

　　  菲利普·馬特是位風度翩翩的老紳士，白髮豐盈，眼睛炯炯有神，沒人不喜歡他。他帶我到一個角落去沖洗，我們剝除手套和口罩，對手腳消毒，將所有換下的東西統統塞進一個塑料筒，接著來到緊鄰停車場的休息室。像倫敦所有事物一樣，連房間裡沉澱的煙味似乎也有一段悠久的歷史。  

　　  “要來點什麼提提神嗎?”他拿出一盒Players香菸，“我知道你在戒菸，就不請你抽了。”

　　  “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你的答案。”我說。

　　  他劃火柴的手微微顫抖。。

　　  “馬特醫生，你到底在這裡做什麼?”我開門見山，“你回倫敦，難道不是因為家人過世?”

　　  “沒錯，碰巧是這樣。”

　　  “碰巧?”我說，“此話怎講?”

　　  “斯卡佩塔醫生，我正千方百計找藉口離開，剛好母親忽然過世，所以我就選在這時候走。”

　　  “也就是說，你不打算再回去了。”我說，感覺很受傷。

　　  “真的很抱歉，但我不會回去了，絕不。”他從容地彈掉菸灰。

　　  “你離開時至少該向我說一聲，我好找人接替你的職務，我給你打了很多次電話。”  

　　  “我不告訴你，也不回你電話，是因為不想讓他們知道。”

　　  “他們?”這個詞仿佛懸在空中，“你指誰，馬特醫生?”

　　  他平靜地吞雲吐霧，岔腿站著，皮帶上方隆起一圈肚皮。“我不知道他們的身份，但他們清楚地知道我們是誰，這讓我覺得不安。我可以告訴你這一切是如何開始的。十月十三日——不知你是否還記得那個案子。”

　　  我對他所說的案件毫無頭緒。

　　  “由海軍方面執行解剖，因為案件發生在他們位於諾福克的廢船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