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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她在前線指揮所……”我說。
他猶豫一下說:“走吧,醫生,我們先和韋斯利說一聲。”
但我們沒機會這麼做了。回到訪客中心時,韋斯利正在打電話。他語氣堅毅沉著,但整個人緊張得要跳起來。
“先少安毋躁,等我到了再說。最重要的是讓他們知道我已在現場。”他冷靜地說,“不,不,不,千萬別輕舉妄動。用擴音器,所有人都不要接近。”他瞥了一眼馬里諾和我,“繼續保持對談,告訴他們馬上會有人帶一部電話給他們,就這樣,他掛上電話,徑直朝向門口,我們跟在他後面。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馬里諾問。
“他們要找人對話。”
“他們怎麼做的?扔紙條嗎?”
“一個人對著窗外喊話,”韋斯利回答,“情緒相當激動。”
我們快速通過停機坪,那裡空無一人,參議員和司法部長離開已有一段時間。
“也就是說,他們連電話都沒有?”我難以置信。
“我們切斷了樓里所有通信設備的線路。”韋斯利說,“我們會給他們一部電話。一分鐘前,他們根本不要,現在又忽然改變主意了。”
“一定出了什麼問題。”我說。。
“我也這麼想。”馬里諾深深地喘了一口氣。
韋斯利默不作聲,但我看得出他已不知所措,從來沒有事情讓他如此慌亂。我們穿過人群和等待提供救援的車陣。棕褐色的建築輪廓逐漸變大,草坪上的活動指揮所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圓錐形的封鎖線和用來冷卻反應爐的水路近在眼前,僅有投石之遙。
可想而知,新猶太復國主義者正用他們的來復槍瞄準器對著我們,隨時準備扣下扳機。只要他們願意,可以一個一個取我們性命。他們用來監視的窗子敞開著,我看不見其後的動靜。
我們繞過大型休旅車前方,六名便衣警察和探員圍著露西,她的樣子深深烙印在我心裡。她穿著黑色工作服和靴子,和在工程研究處時一樣,身上纏著許多纜線。只是這次,她戴著兩副手套,地上的托托已經啟動,粗壯的脖子上連著光纖軸管的纜線,似乎長達北卡羅萊納。
“用膠帶把接收器粘上去會更理想。”露西對周圍的男人說,她的眼睛上戴著陰極射線管。
“誰有膠帶?”
“稍等。”
一個穿連身衣的男子在大型工具箱裡翻找,將一卷膠帶丟給另一個人。
“露西,”韋斯利說,“本頓·韋斯利,我就在這裡。”
“嗨!”她說,聽得出來她有點緊張。
“你把電話交給他們後,我就開始說話。我只是讓你知道我會怎麼做。”
“可以開始了嗎?”她問,並不知道我也在場。
“開始行動。”韋斯利聲音十分緊張。
露西輕觸手套上的按鈕,托托嗖嗖作響動了起來,它圓腦袋裡的獨眼開始轉動,仿如照相機鏡頭對焦。她觸碰另一個按鈕時,托托的頭部動了。每個人都懷著期待安靜地看我外甥女的作品行動。它用橡膠履帶向前移動,電話緊系在它的鉗子上,軸管上的光纖和電話纜線一圈圈鬆開。
露西悄然無聲地操作托托,像在指揮一個交響樂團。她張開手臂輕輕舞動,機器人從容不迫地滑行至路面,穿過礫石地,越過草坪,直至草坪上一名探員附近,隨後沿人行道到達主樓玻璃門前的四級階梯前停下。露西深吸一口氣,繼續遙控那個金屬與塑料製成的夥伴。她按下按鈕,托托手臂上的夾子伸出,緩緩降下把電話放在第二級階梯上。隨即後退,轉身,露西開始帶它回來。
機器人沒走多遠,我們就看到玻璃門打開,一名穿卡其褲和毛衣的大鬍子男子迅速出現,一把攫起石階上的電話閃身入內。
“幹得好,露西。”韋斯利鬆了一口氣,“好了,現在可以通話了。”他這話不是對我們,而是對他們說的,“露西,等你準備好,就可以開始了。”
“是的,長官。”她用手檢查托托的凹陷和脫漆之處。
馬里諾、韋斯利和我一一鑽進活動指揮所,車內布置的主色調是藍色和灰色,坐椅間擺著桌子,附廚房和衛浴設備,窗戶上裝的是從外面看不進來的單透玻璃。後面是無線電和電腦,頭頂五台電視的頻道固定在一些主要電視網和CNN,音量開到最小。桌上的紅色電話急促嘹亮地響起,我們馬上走向通道,韋斯利衝過去接。
“韋斯利。”他邊說邊盯著窗外,按下兩個按鈕讓說話方和收聽方的聲音都能錄下來。
“我們需要一個醫生。”聽起來是南方白人的口音,急促地喘著氣。
“沒問題,但你們得多告訴我一點細節。”
“少廢話!”那人歇斯底里地大喊。
“聽著,”韋斯利非常鎮定,“我不是在跟你閒扯。我們想提供幫助,但需要更多信息。”
“他掉進池子裡,現在昏迷不醒。”
“誰?”
“他媽的是誰關你屁事?”
韋斯利猶豫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