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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鏡說道：“得了吧你。這次連環謀殺案，我懷疑與媒體暴力有關。”

　　  沈博士正沉思著，何旋搶先說道：“對了，那張圖也許沈博士能看懂呢。”

　　  “什麼圖?”

　　  蘇鏡答道：“兇手在每個死者身上都留下了一張卡片，上面畫著奇怪的圖案。”他找服務員要來紙和筆，一會兒工夫畫出一張草圖，說道：“每次都是這個圖案，但是最近一張卡片上，倒數第三個圓圈這裡畫了一張笑臉，我知道兇手在嘲笑我，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偏偏畫在這裡。”

　　  沈博士一看說道：“這是霍爾的一張傳播模式結構圖，前兩天我還剛看過。”

　　  “在哪看到的?”蘇鏡問道。

　　  “在顏教授的講義里。”

　　  “顏教授?”

　　  “就是順寧大學新聞學院的顏雄飛。”

　　  “那這張圖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傳播模式結構圖，就隱含了媒體暴力的意思。”沈博士接過筆，在那張草圖上寫寫畫畫，原來每個圓圈都代表了某種身份或者意義。從上到下六個圓圈，分別是解碼後的信息、解碼者、信息、編碼者、精英、話題，左邊一個圓圈是主導性話語結構，右邊一個圓圈是職業話語結構。

　　  蘇鏡說道：“那個畫笑臉的位置就是這個‘編碼者’。”

　　  沈博士說道：“被殺的四個人，都是編碼者。這個何記者應該知道什麼意思吧?”

　　  何旋說道：“沈博士，你先吃著，我先給乖學生上上基礎課。”

　　  “承蒙何老師指教。”

　　  看著這兩口子惺惺作態的樣子，沈博士不禁覺得好笑。

　　  何旋開始正襟危坐有板有眼地講起來：“這個編碼解碼是當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圖亞特·霍爾提出來的概念，傳播學鼻祖施拉姆也採用了這一理論，他把傳播過程分解為八個要素，其中就包括編碼者和解碼者，其中編碼者負責將訊息譯製成可用於傳輸或表達的形式，比如聲音、電子信號等。而解碼者與編碼者作用相反，負責將編譯過的符號還原為接收者能夠理解的訊息存在形式。這個編碼者，一般來說，指的就是媒體及其從業人員，比如說，你老師我。”  

　　  “那這個主導性話語結構和職業話語結構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老師我教不了你了，還是問沈博士吧。”

　　  “不敢不敢，我也就是掉掉書袋。”

　　  “哎呀沈博士，你就別謙虛了。”

　　  “是啊，這個對破案可能會很有幫助呢。”

　　  “好，”沈博士說道，“那我先問你們，新聞真實嗎?”

　　  何旋說道：“有真的，也有假的。”

　　  “呵呵，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新聞的定義是：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導。可是，我們報導出來的事實，都是文字或者圖像描述的事實，也就是說，受眾最終看到的只是符號。每一個新聞事件都是被符號承載著，而符號會以遮蔽事件的方式給事件以意義。霍爾認為，編碼是由媒介制度、媒介知識包括生產程序、職業觀念、文化背景、媒介定位、受眾期待等建構起來的。因此，在大眾媒介的傳播過程中，話語中的意義不是完全通過話語一對一地再現‘真實’，對於解碼者而言，他通過媒介所接受的永遠是被言說的事件。”  

　　  蘇鏡點點頭說道：“這個可以理解，因為版面的關係嘛，不可能什麼事情都能報導。”

　　  “是，這個也有點類似傳播學裡的把門人理論，”沈博士說道，“那什麼因素會影響編碼者做出選擇呢?來看這個圖，就是主導性話語結構和職業話語結構。先說主導性話語結構。社會生活領域的劃分實際上也是不同話語領域的劃分，在我們生活周遭發生的事件只有被選中進入話語領域才會被認為是有意義的。儘管媒介從它的生產邏輯看，應該是組織各種意義進入其領域，但是媒介的意識形態性和商業性，往往使它在取捨時有輕重緩急之分，體現其利益的意義以及意識形態要求的意義總是在優先考慮之列。這種被優先考慮的意義在編碼過程中支配其他意義，或者讓其他意義服從於它。這就是主導性話語結構。”

　　  何旋說道：“這就是話語霸權嘍。”

　　  “對。”

　　  蘇鏡說道：“《順寧都市報》總編皮華明，還有你們欄目製片人樊玉群，應該就是因為這個‘主導性話語結構’被殺的吧?”

　　  何旋不屑地瞪了一眼，說道：“沒有GG就沒有工資，你養我呀?”

　　  沈博士繼續說道：“記者面對的各種信息已經是被‘主導性話語結構’選中的信息，然後記者再從這些信息中選擇他們感興趣的信息，這時候選擇的標準就是要符合職業對信息符號的要求，即進入‘職業話語結構’中。信息變成職業性符號是對原符號的轉換，但是，它沒有逃離‘主導性話語結構’的控制，只是從職業傳播的需要上對體現主導性話語霸權的信息進行的轉換。這種轉換隻是對主導性話語結構中意義的一種再生產，並沒有新的意義出現。”

　　  何旋嘆口氣說道：“姚瑣涵和劉寧大概屬於這個層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