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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八點我來接你。走吧，孩子們!”他領著孩子們從後門出去。拉里沒說再見，比莉把這視為一切順利的信號。因為，如果拉里擔心什麼事情，或者受到了什麼影響，他會畏縮不前，黏著他的媽媽。

　　  “哈羅德是個好男人，”她母親說，“你應該快點和他結婚，在他變心之前。”

　　  “他不會變心的。”

　　  “他沒有真心和你求婚的話，就不要答應他。”

　　  比莉對母親笑道：“你的腦子還挺好使，對吧，媽?”

　　  “我雖然老了，但不傻。”

　　  比莉收拾好桌子，把自己那份早餐扔進垃圾桶。她加快了動作，把自己、拉里和母親床上的被單扯下來捲成一團，塞進一隻洗衣袋，把袋子給貝基大媽看看，說：“別忘了，你只要把這個給洗衣店的人就行，在他上門的時候，好嗎，媽媽?”

　　  她母親說：“我心臟病的藥吃完了。”

　　  “老天!”她很少在母親面前這樣說話，但現在她已經智窮力竭了，“媽，我今天工作很忙，我沒有時間到該死的藥店去!”  

　　  “我也沒辦法，藥吃完了。”

　　  貝基大媽最惹人生氣的地方就是，她可以一瞬間從睿智的長輩變成無助的孩子。“你昨天應該告訴我藥吃完了的——我昨天出去買東西了!我今天沒時間買東西，我要上班。”

　　  貝基大媽哭了起來。

　　  比莉立刻心軟了。“對不起，媽。”她說。貝基大媽和拉里一樣說哭就哭。五年前，他們三個人開始一起生活，媽媽幫她帶拉里。而現在，拉里放學之後，她連兩個小時都看不住他。要是比莉和哈羅德結婚了，一切就會變得更容易。

　　  電話鈴響了。她拍拍母親的肩，拿起話筒。電話是她的前夫伯恩·魯斯坦打來的。雖然兩人離了婚，但比莉和他保持了不錯的關係。他每隔兩三周就來探望拉里，交撫養費的時候也很爽快。比莉曾經很生他的氣，不過這是過去的事情了。現在，她說：“嗨，伯恩——你起得挺早。”

　　  “是啊。路克聯繫過你嗎?”

　　  她嚇了一跳。“路克·盧卡斯?最近?沒有——出什麼事了嗎?”  

　　  “我不知道，也許吧。”

　　  伯恩和路克是一對親密的競爭對手。他們年輕的時候常常爭論個沒完，討論起事情來常帶著火藥味，然而他們在大學裡和戰爭時期卻一直走得很近。“怎麼了?”比莉問。

　　  “他星期一給我打電話了。我有點吃驚。他不是經常聯繫我。”

　　  “我也是，”比莉費勁地回想著，“上一次我見到他是兩年前，我想。”意識到過了這麼長時間之後，她想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麼不重視他們的友誼。她對此感到後悔。

　　  “去年夏天，我收到他寫的一張便條，”伯恩說，“他曾經把我的書讀給他妹妹的孩子聽。”伯恩是《恐怖雙胞胎》的作者，這是一套成功的兒童系列圖書。“他說我的書讓他發笑。那封信很友好。”

　　  “那麼，他星期一為什麼給你打電話?”

　　  “他說，他要來華盛頓，想見見我。有事情發生了。”

　　  “他告訴你是什麼事了嗎?”

　　  “沒有。他只是說，‘就是我們在戰爭期間做的那一類事。’”

　　  比莉焦急地皺起眉。二戰時，路克和伯恩為戰略服務處(OSS)工作，在敵後進行地下活動，幫助法國的抵抗組織。但1946年開始他們就離開OSS了——難道不是嗎?“你覺得他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他說他到了華盛頓就給我打電話。星期一晚上，他住進了卡爾頓酒店。現在已經是星期三了，他還沒有來電話。昨晚他的床也沒有人睡過。”

　　  “你是怎麼知道的?”

　　  伯恩不耐煩地哼了一聲：“比莉，你也曾經在OSS工作過。你會怎麼做?”

　　  “我猜我會給打掃房間的女服務員幾美元。”

　　  “正確。所以，他昨天晚上一直在外面，到現在也沒回去。”

　　  “說不定他是在外面拈花惹草。”  

　　  “說不定葛培理[2]還會吸大麻呢，但我不認為他是拈花惹草去了，你覺得呢?”

　　  伯恩說得對。路克雖然性慾強，但他追求的是質量，而非數量。比莉知道這一點。“是的，我和你想的一樣。”她說。

　　  “要是你聽到他的消息，就給我打電話，好嗎?”

　　  “好的，當然。”

　　  “回見。”

　　  “再見。”比莉掛了電話。

　　  她坐在廚房的桌子旁，忘記了各種雜務，想著路克。

　　  第八章 1941年

　　  138號公路蜿蜒向南，穿過麻薩諸塞，伸向羅德島。天上沒有雲，月亮照在鄉村道路上。老式的福特車沒有暖氣。比莉裹著大衣、圍巾和手套，腳趾卻凍麻了。但她並不真的在意，能單獨和路克·盧卡斯(雖說他已經是別人的男朋友)在同一輛車裡待上兩小時，這點苦算什麼。在她的印象中，長得漂亮的男人都是乏味自負的，而這一個卻是例外。

　　  到紐波特去的路很長，但路克似乎很享受這段旅程。一些哈佛男生和迷人的女性在一起會感到緊張，為了掩飾這一點，他們會一根接一根地抽菸、不停地喝扁酒壺裡的酒、整理髮型或者抻直領帶。路克卻很放鬆，開車時也沒有表現出很想與她搭話的樣子。路上的車不多，他看她的次數和看路的次數差不多。  

　　  他們談論了歐洲的戰爭。那天早晨，在拉德克里夫學院的操場上，觀點對立的學生團體開始分別搭台子、發傳單。干涉主義者熱情地呼籲美國應該參戰，美國至上主義者則以同樣的熱情表示反對。很多人過來看熱鬧，有男有女，有學生有教授。聽說哈佛男生可能要到戰場上送死，他們的討論熱烈起來，越說越激動。

　　  “我有表兄弟在巴黎，”路克說，“我希望大家到那裡看看，拯救他們。但是，這屬於個人理由。”

　　  “我也有個人理由，我是猶太人，”比莉說，“不過，與其派美國人到歐洲送死，我寧願美國敞開大門歡迎難民。要救人，不要殺人。”

　　  “安東尼也相信這一套。”

　　  比莉還沒有忘記當晚的狼狽。“我沒法形容我有多生安東尼的氣，”她抱怨道，“他應該確認一下我們究竟能否在他朋友的公寓過夜。”

　　  她希望得到路克的同情，可他讓她失望了。“我猜，是你們兩個都大意了。”他友好地微笑著說，然而，毫無疑問，他的話裡面含有指責的意味。  

　　  比莉有些生氣。不過，搭了他的車，就欠他的人情，所以，她咽下了已經跑到嘴邊的反駁。“你是在維護朋友，這沒有錯，”她禮貌地說，“但是，我覺得他有責任維護我的名譽。”

　　  “是的，但你也有責任。”

　　  他的批評態度令她感到吃驚，而在此之前他還是十分討人喜歡的。“你似乎認為這是我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