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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人都要我這樣，每個人都是。相信我，他們什麼都辦不到。

　　  每次去看過不同的醫生，利托大伯就會得到不同的診斷，在回家路上還會說給自己聽：“選擇性緘默症”、“心因性失語症”、“創傷導致喉頭麻痹”……到最後，全部都差不多。不管是什麼原因，我就是決定不說話了。

　　  只要別人知道我在賣酒的小店長大，就會問我被搶過幾次。每次都是這樣，絕無例外，這就是一般人問我的第一個問題。答案是——只有一次。

　　  那是我搬去跟大伯住的第一年，一個夏天溫暖的夜晚，停車場空蕩蕩的，只剩下大伯的雙色水星馬奎斯轎車，車後面的保險槓還撞凹了一塊。

　　  那個人走進店裡，很快繞了一圈，確定店裡一個客人也沒有。他停下腳步，看到我站在通往後面的走廊。坦白說，當時我確實不應該在店裡。我才九歲，而這家店賣酒。可是利托大伯也別無選擇，起碼晚上只能這樣。我多半乖乖坐在後頭的房間裡，那是我的“辦公室”，利托大伯是這樣說的。四周堆滿裝酒的紙箱，大概有五尺高，還有一盞檯燈。我每天晚上就坐在那裡看我的漫畫書。那些書多半是從街角的商店買來的，每天都這樣，看到要回家睡覺的時候。  

　　  就算我當時不應該在那裡出現好了，可是我還是每晚都在。城裡每個人都知道我的事，也知道大伯已經盡力養我了，完全不靠別人幫忙，所以大家都不打擾我們。

　　  那個人站在那邊好久，低頭打量我。他臉上長滿雀斑，還有一頭顏色不深的紅頭髮。

　　  “老兄，需要什麼嗎?”利托大伯的聲音從櫃檯傳來。

　　  那人什麼都沒說，只對我點個頭就離開了，就在那一刻，我知道他身上有槍。

　　  關於這一點你得相信我，雖然我只有九歲，可是我就是知道。你大概覺得，我現在是事後回想才這麼說，因為我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所以自然以為自己知道結果，純粹是回憶作祟。可是我對天發誓，就算時光在那一刻停止，我也可以告訴你接下來會怎樣——他會走到前面去，右手拿槍指著利托大伯的頭，讓他把收銀機里的錢都交出去，就像漫畫裡的情節一樣。

　　  一等那人轉身，我就關上門。後面房間裡有電話，我過去拿起話筒撥了報案電話，響了兩聲，一個女人的聲音傳來，“你好，有緊急事件嗎?”

　　  緊急事件——或許只有這樣才行，說不定這樣我就能開口說話了，等到必須說的時候，自然會說出口。  

　　  “餵?聽得到嗎?需要幫忙嗎?”

　　  我緊緊抓著話筒，什麼都說不出來，我知道自己是不可能說話的。這我很確定，不過當下也注意到其他的事——恐懼，那種我每分每秒都感受的恐懼，就在那一刻全部消失了，一點都不剩，起碼當時就是這樣。接下來的幾分鐘，是我第一次一點都不害怕，尤其是經過六月那件事以後，於是我決定要做下一步。

　　  接線員還在講話，我由著話筒掉下去，在電話線的一頭晃蕩，聲音也變成聽不清楚的嗡嗡聲。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報案這樣就夠了。只要打過去，接通了不掛斷，警方就會追查。不過在這天晚上，等警察找到這裡來，恐怕也已經太晚了。

　　  我打開門，走進店裡，隔著長長的貨架，我聽到一個急促尖銳的聲音在說話。

　　  “沒錯，全部都要，全部的錢都放進去，就是現在。”

　　  利托大伯的聲音低了八度，“老兄，放輕鬆，沒人會做傻事。”

　　  “那小鬼在後面幹嗎?他要去哪裡?”

　　  “你別管了，他跟這裡沒關係!”  

　　  “把他叫過來好了!我現在很緊張，你總不希望我緊張失手吧?”

　　  “就算我叫也沒用，他聽不見，他又聾又啞，你放過他就是了!”

　　  這時我從轉角走出來，看到他們兩個。我還清楚記得當時的景象，每個細節我都記得。利托大伯手裡拿著紙袋，另一手拿著收銀機里的鈔票。他背後是展示用的酒瓶，櫃檯上還有咖啡空罐貼著我的相片，上面還貼著一張紙條，要大家捐錢幫助“奇蹟男孩”。

　　  另外那個人——那個搶匪，就站在那裡，右手握槍，一把左輪手槍在霓虹燈的映照下發光。他很害怕，這我看得很明白。一槍在手，照理說應該是什麼都不怕，掌控情勢，結果卻剛好相反。那個人怕到無法思考，對我來說，這是再好不過的情境教育，雖然我那時候才九歲，那一幕我卻會一輩子記得。

　　  搶匪打量我兩秒，在下一秒拿槍對著我。

　　  “麥可!”大伯吼道，“該死的快走開啊!”

　　  “我以為你說他聽不見。”搶匪說。他走過來抓住我的衣服，我立刻感覺到頭上抵著一把槍。  

　　  “你在幹嗎?”大伯質問，“我不是說會照你說的做嗎?”

　　  搶匪的手在抖。大伯臉色慘白，兩手前伸，好像想把我拉開，拉到旁邊。我不知道當下他們到底是哪一個比較害怕。不過我說過了，我自己倒是一點也不怕。或許會怕其實是優勢，畢竟總是有其實要害怕的時候，突然間應該要怕了，卻沒什麼感覺，確實不是好事。

　　  大伯顫抖的手把收銀機的鈔票塞進紙袋裡。“全拿去!”他對搶匪說，“看在老天分上，拿走就快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