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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我又找了些無關痛癢的話題,比如她來日本多久啦,哪裡人啊之類的。她的回答總是簡短到乾澀。

    「我是福建人。」她把車停下,說,「我們到了。」陳果跳下車和看門的老人說話。而我則盯著門牌發呆。怪不得她先前那一副表情,這門牌上有我能看得懂的漢字,日文里許多漢字的含義和中文不同,比如「手紙」的意思是「信」,但這幾個字,就算全不通日語的人,也不會搞錯含義。

    「友和精神科病院」。在住宿如此緊張的災區,仍能為我安排房間,原來不是X機構出了國門依然手眼通天,而是要我和精神病人住在一起。可能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個難以接受的安排,但我對此倒是真無所謂。一個居所而已,當記者這麼多年,再艱苦的條件都經歷過。陳果把車開到院內停好,我們剛下車,一個中年人就小跑著過來。他給我們兩個遞了名片,是這家精神病院的副院長,叫山下雄治。他帶我們大概走了一圈,說希望我這個來自中國的記者能住得習慣,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我說這裡看起來很舒服,只希望護士醫生都能認得我,把我和住院病人區別對待就行。山下雄治大笑,說一定。當然,這些都是由陳果翻譯的。

    這裡的環境的確不錯,分成好幾個院落,我猜可能是根據不同的病症和病情,分開居住的。山下把我們領到一個由兩幢直角相連的二層樓房組成的院落,我的住處在一樓。我們跟著他走進去,穿過一個有許多人的大廳——我想那都是病人。他們有男有女,穿著便服,或坐著看書,或來回走動,或兩三人聊天,見我們穿堂而過,也並不盯著看,和正常人無異。穿著白服的醫生則就在旁邊看著,神態也都很放鬆。  

    「不要擔心。」山下說,「這裡住著的病人,都是恢復得很好的,差不多快能出院了,應該不會打擾到你。」

    房間有十二三平方米大小,放了單人床、床頭櫃、寫字檯和衣櫥之後,還有不少空間,比國內的類似病房要寬敞許多,還帶了個衛生間。原本是有網絡的,但現在網都斷了,不知什麼時候恢復。如果我需要把稿件傳回國內,可以去山下的辦公室列印出來,然後發傳真。打電話則稍方便些,每一幢樓都會保證有一部電話是暢通的,這幢樓的電話在入口處服務台。當然也可以打手機,但信號很糟糕,時時會斷,因為附近的基站還處於半癱瘓狀態,大多數則還停著電。陳果說宮城那邊情況更差。

    山下交代過基本情況就離開了,陳果問我接下來的安排,是今天就出去採訪,還是等明天。現在還沒到五點鐘,從記者的角度出發,我當然是該抓緊時間立刻出門採訪,但我猶豫了一下,還是讓陳果先回去,明天一早來接我。

    這不是我要偷懶,而是在這種通信不暢的環境下,我該待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等待梁應物找上門來。

    只要我今天不出門,晚上十點之前,必然會有他的消息。要我猜的話,他會直接登門。

    陳果走後,我跑去大廳坐了會兒,包括一個五六十歲大嬸在內的幾個人試著和我說話,見我用中文回答就悻悻地走開了。快六點的時候,這些人紛紛回房去,一個留著絡腮鬍子的矮個男人經過我時,向我點點頭,用標準的普通話對我說了聲「你好」。在我吃驚的時候,他已經自顧自地走掉了。  

    回了房,六點三十分,有人敲門。我跑去把門打開,卻是送飯來的護士小姐。托盤上是份牛肉燴飯,超級香。護士小姐說了好長一段,滿臉抱歉,我勉強聽懂個大概,說因為核輻射的原因,這些天都不會有魚,蔬菜也非常緊張。我說沒關係,有肉就行了,這是真心話。

    七點三十分,護士小姐來把餐具收走,然後一直到十點,並沒有其他人來。十一點、十二點、一點,我心裡的篤定慢慢消失,電腦里的那些照片早已翻來覆去地看了許多遍,再看下去,怕是要看出幻覺來。

    好吧,睡覺,作好半夜三更被吵起來的準備吧。我在夜裡突然醒了一次,但並沒有人站在床頭。我有種預感,他不會來了。

    今夜不會來,明天不會來,後天也未必會來。事情,已經變得和我料想的不同。一定發生了什麼,就在從他發出那封邀請郵件到我下飛機的這三天裡。

    次日早八點三十分,陳果的車準時停在門口。「去哪裡?」她問我。「當然是仙台。」我說。國內媒體對日本的災後報導,在地域上有兩個中心,一是福島核電站,二就是宮城縣仙台市。前者是因為核事故,後者則是地震海嘯的重災區。其實來到這裡,我更想採訪其他重災區,仙台的報導已經足夠多了。但不論如何,仙台這個點總是要先踩過的。  

    深入災區採訪,所見所聞所感實在太多,人之真性情,在這樣的巨變撞擊中,最能體現,而日本的民族性,就活生生地在我眼前展開:那種克制與堅忍,還有讓一個中國人心中百味雜陳的紀律性,這讓這個民族在面對如此巨大的災難時,近乎是沉默的,複雜而混濁的沉默。

    這是一個研究日本的最好時機,但我卻沒有過多深入其中,大多數的採訪對象,是在仙台留學或打工的中國留學生研修生。我寫的是新聞,對象是中國民眾,對國內老百姓來說,日本傷亡有多慘,只要知道一個數字和幾個形容詞就行,再多附送幾張照片,就足夠滿意。可是在日本的華人安不安全,需要怎樣的幫助,經歷了怎樣的悲歡離合,因為同一條血脈的緣故,不管做出多大的版面,都會認認真真地看進去的。

    關於採訪的故事,要全寫出來幾萬字都嫌不夠多。但這些終究和這篇手記無關,我便長話短說了。這一天我從早到晚,嗓子都干到發啞,走訪了兩個災民安置點,一所大學和一條華人聚集的中華街。陳果依舊不多話,但翻譯做得很盡職,也沒有半點兒抱怨叫苦的神情流露,她簡直像個鐵面人。

    中華街上該有許多許多的故事,但因為時間關係,我只是糙糙過了一遍,心裡決定,今後幾天,這條街會是我的主攻方向。去的大學卻不是東北大學,而是宮城教育大學,一樣有許多的中國留學生。因為陳果不想讓她的同學知道自己在外面打工掙錢。她沒說原因,我也沒問。雖說沒去魯迅讀過醫的東北大學採訪稍有可惜,但那兒也不算必去之地,我故意表現得非常遺憾,希望陳果能領我的情,使接下來的日子彼此更融洽些。這個刻板寡語的女孩,真是不怎麼好相處的啊。  

    回到友和又是晚飯時間了,謝過陳果一天翻譯兼司機的勞頓,約了第二天老時間出發。

    「對了,你的費用,也是中日交流協會支付嗎?」陳果臨走的時候我問了一句。

    「對啊,他們付了一周的費用。」「沒耽誤你上課吧?」「正停著課呢,今天我們去宮教大的時候,你不也看見了嗎,在仙台的大學,都得停一陣子吧。」這話聽得我心裡一陣彆扭。晚飯後我還想著中日交流協會的事,當然不是擔心一周之後陳果的費用是否要由我來支付,而是猶豫著,如果梁應物遲遲不出現,我要不要順著協會這條線,去把他找出來。

    儘管數額不大,但中日交流協會怎麼會出這份冤枉錢?源頭還是X機構。協會裡是誰聯繫的陳果,而又是誰交派下這份任務,雖然X機構有的是辦法在某個環節卡死我的調查,但總比什麼都幹不了等著強。

    好在現在還不算是乾等著,我決定先把主要採訪作完,這是我的本職工作,踏踏實實採訪個兩三天,稿子就有譜了。到那時如果還沒有梁應物的消息,我就自己查查看。

    決定作出,我就安心開始整理今天的採訪收穫。我不急著當天把稿子寫出來發回去,因為已經過了第一新聞時間,報社給我的指示,是要寫一組深度報導,要特別關注核輻射,稿子可以醞釀幾天,關鍵是要寫深寫透。哈,都是套話。  

    然而,隨著我重看今天的採訪筆記,重聽今天的採訪錄音,調出相機里的一組組照片,一條被我忽略的線索漸漸清晰。

    這一覺睡得無比香甜,我沒有半夜驚醒,因為知道梁應物絕不會出現。這沒有關係,因為我已知道該怎麼找到他。

    早晨,坐進陳果的車裡,她問我今天是否還去仙台市。我想了想,回答:「今天會有些變化,陳果。」「那去看看沉默之地?」她問。

    我那句明顯裝B的話之後,本該跟著後文,但沉默之地,那是什麼?陳果笑笑,說:「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總之絕不至於浪費了你的時間。」雖然外人常常會對新聞從業者的工作產生誤判,但陳果的性格,沒有一定的把握是不會這麼說的。「遠嗎?」我問。「就在南相馬市。」

    我住的地方是相馬市,南相馬市顧名思義,就在相馬市的南邊。我知道那兒受災要比相馬市嚴重,和仙台市相仿佛,最關鍵的,南相馬市有一部分,在三十公里核輻射區里。哦對了,現在日本政府,已經把最初二十公里的核輻射人員撤離區,擴大到了三十公里。就在今天早上,日本政府把福島核事故級別從四級調高到了五級。

    陳果是個行動派,見我不置可否,就驅車上路。我其實有點想問她那地方在不在三十公里圈內,但她一個女孩子都無所謂地開車載我去,我這個記者可拉不下臉來問。  

    不過聽她剛才的口氣,「沉默之地」還不止一處呢,現在去的,只是最近的。一路上,車裡放的音樂竟是演歌,就算是作為日本人,這也有點太老派了吧。但這抑揚的調子卻是催魂的,有一種糅雜了悲涼和振奮的感慨。正是櫻花時節,車轉上了一條兩邊是櫻花樹的路。倒下的樹已經被清理過,連帶著原本沒人會動的雲絮般鋪展開的落櫻也被清理過了,新落下的又有許多踩踏輾壓的痕跡,展現在面前的,是滾落在泥漿中的美。

    這般景象,前兩天也曾入眼,但未覺得如何,今天的演歌,帶起了這片土地特有的氣質,再看路邊的殘櫻,就有一番滋味上心頭。這一路上我們彼此沒有說話,竟不覺得尷尬,所有的空白,已經被填滿了。

    看見海了。藍色的平靜的海,海嘯時的混濁狂暴早已經沉澱下去,剩下星星點點的漂浮物綴在海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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