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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執·正果·寫作——麥家其人其文（代跋）Ａ．偏執麥家顯然是個偏執狂。這方面最有力的證據是，關於一個神秘的天才數學家的故事，他慢慢地寫了十多年。其間，祖國各項事業都在飛速發展，從沒有酒吧到酒吧遍地，從沒有小資到小資成堆，總之無數事物都從無到有，麥家也從沒有太太到有了太太，從沒有兒子到有了兒子，人事變遷，塵俗擾攘，但那個故事一直在，麥家讓它年復一年地成長，成為短篇，成為中篇，再成為長篇《解密》②。英特爾的前老闆格羅夫有名言：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我認為此話不對，事實是，只有變色龍才能生存。我們都是堂·璜，我們有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我們要以最小的代價博取最大的勝利，我們丟棄、遺忘，我們是如此「年輕」，以至沒有什麼能把我們留在一個地方。因此，麥家才顯得偏執，這不僅指他把一個故事講了十多年，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種堅定的世界觀，他的目光貫注於一個角度上，從不游移。Ｂ．正果麥家生活在成都。我已經十幾年沒去成都了，在我的想像中，那座城市散發著夢幻的氣息，那是凡俗與超凡脫俗，紅塵滾滾又遍地月光。在這俗世的歡愉和虛妄中，麥家出沒於成都街頭，他深入地想像另一個城市，想像熱情而頹廢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於是，我們就看見了博爾赫斯，這盲瞽病弱的老人，他夢想著刀子、血、華麗的暴力，也夢想著清晰、繁複、玻璃和理性般堅脆硬朗的混亂和瘋狂。博爾赫斯在遙遠的中國有大批追隨者，他們曾經構成近似於「烏克巴爾」的神秘群體，從上世紀８０年代後期到９０年代中期，他們把詭詐的敘述、對形上學的愛好以及語言的厭食症等種種奇異風俗帶進了中國文學。麥家無疑是「烏克巴爾」的成員，而且是其中最堅定、最耐心、最能把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成員，他通過《解密》修成正果。「正果」的意思有三：其一是，在《解密》中，博爾赫斯式的世界觀充分地轉化為中國經驗，它不再是外來的偏僻異教，而是對本土歷史和生活的一種獨特想像。於是，有了其二，這種想像對應著中國現代思想中那個缺失的、或者晦暗不明的區域——科學的邊界在哪裡？知識的邊界在哪裡？理性的邊界在哪裡？如果說，此前的博爾赫斯式的玄想不過是無根之談，那麼《解密》卻是有「根」的，它的根深深地扎在我們現代思想的簡陋和天真之中，它從中汲取了充分的養料：混合著浮士德式的瘋狂和英雄氣概的汁液，邪惡而絢爛。那麼其三，麥家所長期堅持的角度，是出於天性，出於一種智力和趣味上的偏嗜，但同時，在這條逼仄的路上走下去，麥家終於從意想不到的角度，像一個偷襲者，出現在他所處的時代。Ｃ．寫作我記不清和麥家第一次見面是在什麼時間，２００２年？應該是的。但是由於此前我們已經有了很長的交往，初次見面倒像是無關緊要的儀式，而且那天好像有很多人，鬧鬧哄哄，正忙著打躬作揖。事實上，直到現在，我對寫作之外的麥家了解非常有限，寫《麥家其人其文》這樣的文章，最恰當的人選應該是何大糙，他們同在成都，交往密切，在那個盛產詩人和美女的城市，該二人自成一類。但是，話又說回來，一個作家在他的寫作之外是什麼樣子其實無關緊要。這不是在談論一個批評理論問題：是不是應該從其人認識其文；我所想的是，在中國習慣中，人與文的問題常常被擺成犄角之勢，深通此道的作者和論者熱中於讓這兩者相互支援，互張聲勢。這是一種謬誤，而且是更為普遍的謬誤的一部分：我們不能理解人類生活中的諸種價值各有其方向和邊界，不能理解在諸種價值之間存在邏輯上和經驗上的衝突和分歧，比如美和善不是一回事，自由和平等不是一回事，同樣，談論一個人和談論一個作家也必須施用不同的價值尺度。我們喜歡把不是一回事的搞成一回事，結果呢？我們不能把任何一件事真正看清、真正做好。——這是題外話，現在還是談麥家。我所了解的僅僅是寫作中的麥家，有時我們會在電話里談很長時間，這種關於寫作的交談使我意識到，偏執狂是軟弱的，很少有人像麥家那樣敏感地經受著自我懷疑的磨礪，他在這方面非常接近於《解密》中的容金珍：求解一個答案的過程證明著人的強大和人的渺小。當然，也許寫作過程大致都是如此，每個真正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容金珍，有所不同的只是，麥家和他的導師博爾赫斯一樣，把寫作行為本身當成了世界本質的某種演練，或者某種暗示③……（李敬澤）①我一直在追求文本的趣味性，也許是複雜性，現在我落下的每一個文字或許都是一種證據。我要說一說本文的「身世」，因為本文和這裡應該放的文章明顯存在著一定距離，我將陳述的就是想拉攏這個距離。是２００３年春，我給《山花》雜誌投了一篇小說：《讓蒙面人說話》。不久，我接到何銳主編的電話，表示了他對該小說的好感，並決定他們將放在一個特定的欄目推出。所謂特定，就是要配發一篇有關我和我小說的印象性的東西。誰來寫這文章，何主編給我自己定人的權力，但我確定了人後，他又認為此人的名望薄了些，不適合，並提議我最好請敬澤先生來寫。我說他我可能請不動的。何主編倒慡快，說那你不管了，我來落實吧。果然就落實了，就是此文。我非常喜歡這篇文章，它對我有遠距離又真切的關懷和指明。這次《解密》再版，編者希望我做個跋記，我以此代勞，恰好證明我對此文的偏愛，同時似乎也說明我不擅長作這類文章，甚至還有點畏懼。②《解密》於我似乎不像一部小說，而更像一段長達十餘年的歷史。這段歷史本身具有小說的某種特性：曲折、離奇、辛酸、複雜、迷離、尋尋覓覓、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後基本上是苦盡甘來，有個善良的結局。過去了那麼多年，我還是清晰地記得動筆寫《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當時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是馬上面臨畢業離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學都在為即將離校忙碌，我卻發神經似的坐下來，準備寫一個「大東西」：這就是《解密》的最初。這種不合時宜的魯莽的舉動，暗示我將為《解密》付出成倍的時間和心力，但我怎麼也沒想到，最終要用「十餘年」來計。十餘年已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一段光陰，一部人生，其間我有的變異早已把我變得不再是曾經的我。這些年，我經歷的變動之多之大決非常人所有，首先從身份上說，我就經歷了幾重變換：解放軍、武警、轉業軍人、國家幹部、有職無業人士等；從居住地說，經歷了從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頻繁遷居」；從做人的意義上說，又必然地經歷了諸多人生大事，比如戀愛、婚姻、生子、貧窮、病痛——有一次，我從雙槓上開玩笑似的摔下來，居然離癱瘓只剩一步之遙，我經受了長達半年的複雜的治療和鍛鍊，總算贏得了一個「只是偶有不適」的好下場。總之，我的命運不能給《解密》一個好的機遇和待遇，然後它還以我顏色，讓我受盡折磨，似乎也合情理。因為受盡折磨，我多次打算要拋棄它，從6萬字的糙稿中理出一個2萬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發於《前線文藝》1994年春季號），再從11萬字糙稿中整出一部4萬字的中篇（即《陳華南筆記本》，發於《青年文學》1997年9月號），都是我曾想放棄的證據。但每一次放棄都不成功，因為它在我心中長得太深了，我已經無法將它連根拔起，正如一棵盤根錯節的樹，你即使攔腰砍斷樹杆，來年照樣要生出小樹枝。就這樣，《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過來了，其步履是那麼蹣跚、難看，但蹣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幾分不畏的執拗。我深切感到，在創作《解密》的過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優缺點都被最大地顯現了。所以，我幾乎固執地認定，這不是一次寫作，而是我命運中的一次歷險，一次登攀，一次宿命。正因此，我對《解密》情有獨鍾，它幾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是我命運的一部分，是我的苦難，是我的幸福。也正因此，我對為《解密》有今天的成功而曾給予過我各種幫助和關愛的家人、朋友、編輯、作家和評論家，以及部分與我有聯繫的熱心讀者，都懷以特別的感動和記念。③有人說我，把寫作當作生活來生活，這是弱智的表現。我知道，這是在指責我生活的寡淡。生活中，我除了迷戀小說之外，幾乎別無嗜好，寡淡得近乎弱智。我將大把大把的時間和內心紛紜的熱情、願望、秘密都變成了文字，同時也把自己基本變成了一個苦行僧。我不覺得這是愉快的，但我無法改變自己。我像一個癮君子不能返回到從前一樣，只能以當下的姿態繼續不變地熬過我未來的每一個白天和夜晚。不變是無奈，也是痴迷。我要安慰一下辛苦的自己：一個有為者的人生總是在無奈和痴迷的交加中度過的。有人想不痴迷又有為，並且似乎已找到各種聰明的途徑，說真的我一點也不羨慕。有什麼好羨慕的？在我看來，聰明的價值不見得比弱智高，甚至，聰明的價值經常是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