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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車的車頂燈一直開著。皮亞內利面色鐵青，渾身戰慄，記者圈裡瘋傳的恐怖信息令他膽寒。畢竟，他和我父母也很熟。至於我，早已超越了疲憊、悲傷和痛苦，徹底麻木了。
「在犯罪現場附近有一把獵槍，但安娜貝爾並沒有死於槍擊。」他說。
他已經說不下去了，但我堅持要聽到全部事實。
而剛剛離開警局的我，正在向律師陳訴這個事實：在槍托的數次重擊下，母親的面部已血肉模糊。顯而易見，做這件事的肯定不是父親。里夏爾之所以去了那個地方，是因為我給了他地址，他到達時，安娜貝爾已經死了。他靠在岩石上淚流不止，而他唯一犯的錯，就是一邊看著妻子的屍體，一邊抽泣著說：「是我乾的！」我向律師解釋說，很明顯，父親的這句話是在表達未能避免這場悲劇的懊悔之情，而不是在認罪，所以不能當真。律師認可了我的說法，告訴我他一定會幫助我們。
當我掛斷電話時，雨還是那麼大。戴高樂廣場的公交候車亭空無一人，我躲在亭子下，往太子港和巴黎打了兩通沉痛的電話，把母親去世的消息通報給哥哥和姐姐。熱羅姆還是那個熱羅姆，不管內心受到多大的打擊，依舊錶現得波瀾不驚。和姐姐的對話就沒那麼簡單了。我本以為她在巴黎十九區的家裡睡覺，不想她正和男朋友在斯德哥爾摩過周末。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去年離了婚。她說她和丈夫分開了，我則跟她講了家裡剛出的大事，但沒有談及具體細節。她失聲痛哭，我和睡在她身邊的男人都無法讓她平靜下來。
接著，我在暴風雨中待了好久，像只幽靈般遊蕩在廣場中央。廣場上全是水，大概是有管道破裂了，水面上漂著瀝青。噴泉在黑夜裡亮著燈，噴射出的金色水柱和雨水交織在一起，吐出一陣空靈縹緲的霧氣。
我渾身濕透，被細雨包裹著，心如死灰，神經麻木，身體仿佛被掏空了。蒸騰的霧氣模糊了廣場的邊界、人行道的邊緣和路面上的標誌，它淹沒了我的腳步，同時也淹沒了我的全部價值觀和方向感。在這個折磨我多年的故事中，我已全然不知自己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我在墜落，墜向無底的深淵。我似乎走進了一部黑色電影，成了一個被動的受害者。
突然，兩盞車燈劃破了濃霧，離我越來越近：皮亞內利·斯特凡納彪悍的越野車開了過來。
「上車，托馬斯！」他搖下車窗對我說，「就知道你找不著回家的路。我送你回去。」
筋疲力盡的我接受了他的提議。副駕駛座位上仍堆放著亂七八糟的東西。和剛才一樣，我坐在了後排座位上，坐在了熟睡中的埃內斯託身旁。
皮亞內利對我說，他剛去了《尼斯早報》報社。報紙昨晚定版比較早，所以明天的首版刊面上不會報導我母親遇害的消息。但他還是回了辦公室，為報紙的官網寫了一篇文章。
「文章里不會提到你爸被懷疑的事。」他向我保證說。
當我們沿著海邊駛向芳多納街區時，皮亞內利告訴我，晚上他去醫院打聽了馬克西姆的病情，還在準備離開醫院時碰見了范妮。
「她快崩潰了。我從沒見過她那樣。」
我的思緒雖然疲憊，但還是響起了警報。
「她對你講了什麼？」
我們停在了迪廳「午睡」的路口。世界上最長的紅燈……
「她什麼都跟我說了，托馬斯。她告訴我，是她殺了雯卡，是你媽媽和弗朗西斯幫她掩蓋了罪行。」
原來，皮亞內利方才之所以那般失魂落魄，是因為嚇到他的不僅是我母親的遇害，還有當年的那起殺人案。
「她跟你講了克雷芒的事嗎？」
「沒有，」他說，「這是我唯一弄不懂的地方了。」
交通燈變綠了。越野車駛上了國道，開往康斯坦斯街區。我被徹底擊垮了，思緒一片混亂。我有種感覺，似乎這一天永遠都不會結束，似乎一撥海浪襲來，將會捲走一切。太多的發現，太多的悲劇，太多的死亡，太多的威脅，始終在我的至親身邊盤旋飄蕩。接著，我做了一件永遠不該做的事。我放鬆了警惕。我打破了二十五年來保持的緘默，因為我想去相信人性。我想去相信，皮亞內利是個好人，是個將我們的友情置於記者職業之上的好人。
我毫無保留地，將克雷芒的死，還有我今天查到的所有事情，全都告訴了他。行駛到我父母家時，皮亞內利把車停在了門口，沒有熄火。我們在他的老越野車裡繼續坐了半小時，討論事件經過，整理思路。他耐心地幫我梳理了今天下午發生的事。我和馬克西姆談話時，母親大概在一旁偷聽到了。和我一樣，她應該也發現了詩集題記和亞歷克西斯·克雷芒作業評語間的筆記差別。但與我不同的是，通過這一點，她找出了殺死弗朗西斯的兇手。她要麼是約了兇手在昂蒂布海岬見面，要麼是一直跟蹤他到那裡，意圖殺死他。總之，我們沒能做到的事，她做到了：揭開殺人狂魔的面具。
可這個發現，卻要了她的命。
「儘量休息會兒吧。」皮亞內利一邊說，一邊擁抱了我，「我明天給你打電話，咱們一起去醫院看馬克西姆。」
面對他少有的熱情，我卻沒有絲毫氣力回應，關上車門就走開了。由於沒有鑰匙，我只能翻過大門。我記得父母從來不鎖地下車庫，可以從那兒進到房間裡。走進客廳後，我甚至連燈都沒開。我把背包和弗朗西斯的手槍放到桌上，脫下濕透的衣服，像夢遊者一樣穿過客廳，倒在沙發上。我蜷縮在一張花格呢毛毯里，任由睡意將我裹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