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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阿拉斯泰爾·羅克維爾身患重病，於二〇〇二年去世。我記得曾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前幾星期見過他。那是在世貿大廈五十層，他公司的紐約分部所在地。他告訴我，雯卡常常向他提起我，說我是個善良、風雅、溫柔的男孩。這三個形容詞從一個老頭嘴裡說出來，真不像什麼誇人的話。我當時特別想反駁他，我的確溫柔，溫柔得曾用一根鐵棍打死了比我高一頭的傢伙，但我當然什麼也沒講。我之所以約他見面，是想知道他雇用的偵探有沒有查到關於雯卡失蹤的新線索。他給了我一個否定的回答，不過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不是真話。
時光飛逝，一年又一年過去了，再沒有人真正在意雯卡·羅克維爾遭遇了什麼。我是唯一一個對此難以釋懷的人。因為我知道，官方的說法是假的。因為一個疑問始終在無休止地困擾著我。雯卡的逃離和亞歷克西斯·克雷芒被殺有沒有關聯？這個我曾深愛過的女孩，她的失蹤到底是不是我的過錯？為了解開這個謎團，我已努力了二十多年，至今仍一無所獲。
與眾不同的男生
第7章 在昂蒂布街頭
這本書也許是部偵探小說，但我本人卻不是個警探。
——傑西·凱勒曼，美國小說家
到達昂蒂布後，我像以前一樣，把車停在沃邦港。港口停泊著世界上最貴的幾艘遊艇。一九九〇年七月，那時我即將年滿十六歲，我就是在這兒打了第一份夏季零工。那是份很可笑的工作：從遊客腰包里要出三十法郎後，拉起停車場的升降欄杆，讓他們把車停在大太陽下。就是在那個夏天，我讀了《在斯萬家那邊》，口袋書版本，封面是克勞德·莫奈畫的魯昂大教堂；愛上了一個巴黎姑娘，她有著一頭金色捲曲的齊耳短髮，還有和她本人一樣美的名字：貝蕾妮絲。每次去海灘，她都會在停車場崗亭待一會兒，和我聊聊天，但我很快就發現，和查爾斯·斯萬還有奧黛特·德·克雷西的苦痛相比，她更感興趣的是格萊恩·梅德羅斯和新街邊男孩。
如今，自動升降欄杆取代了夏季零工。我拿好停車小票，在岸邊的港務辦公室旁找到了個停車位。二十年過去了，這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港口入口煥然一新，車行道被加寬，人行道也增多了。但景色依舊。對我來說，沃邦港是蔚藍海岸最美的地方之一。眼前是藍色的大海，然後是隱映在船桅叢後的方堡，厚重、堅實，還有凌駕於一切之上的蔚藍天空和朦朦朧朧的遠山。
密史脫拉風迎面吹來。我喜歡這風。所有的一切都在幫我找回從前的記憶，體會落葉歸根之感，這裡是我曾經深愛著的地方，是我迫不得已離開的地方。我沒有憑空臆想：的確，這裡已不再是我少年時代的那座城，但我仍然愛著我心中的那個昂蒂布，一如我愛著心中的紐約一樣。這座與眾不同的城市，逃離了蔚藍海岸某些地方一貫的浮華。它是爵士樂之城、「迷惘一代」的美國作家之城，是我帶著雯卡用腳步丈量過的城市，也是對我影響深遠的大部分藝術家生活過的城市。莫泊桑曾將自己的「漂亮朋友」號遊艇停泊於此，菲茨傑拉德和他的妻子塞爾達曾在戰後宿於「美麗河岸」酒店，畢卡索曾將畫室搬入格里馬爾迪城堡中，在距離城堡兩步之遙的公寓裡，尼古拉·德·斯塔埃爾曾畫出最美的作品。還有凱斯·傑瑞特（我所有作品的電影原聲樂都是他創作的），至今仍定期來松林公園附近度假。
我穿過海岸城門，那是港口和老城的分界線。春日的周末，城裡比較熱鬧，但好在還沒有出現讓老城變味的遊客潮。在奧貝儂街頭，遊人雖多，卻也還走得開，不至於摩肩接踵。在馬塞納的普羅旺斯市場，雖然菜農、花農、奶酪商販，以及來自普羅旺斯的手工藝人正在收拾東西準備離開，但頂棚下的市場仍然多姿多彩、生氣勃勃。商販們操著方言，上演了一場味覺交響樂：黑橄欖、糖漬柑橘、薄荷、干番茄醬料……在市政廣場，人們正在慶祝今天上午的最後一場婚禮。伴著歡笑、喝彩聲和玫瑰花瓣雨，一對滿臉洋溢著幸福的新人走下台階。我雖與眼前的熱鬧場面相隔甚遠（如今，結婚對我而言已毫無意義），卻仍把自己沉浸在這喜悅的歡呼和燦爛的笑靨中。
我順著狹窄的薩德街——父親的童年是在這裡度過的——向下走到國家廣場，接著又逛到了米開朗琪羅餐廳，那是昂蒂布城最具標誌性的餐廳之一，當地人都用餐廳老闆的名字稱呼它為「馬莫」。露台上還有位置。我坐在一張餐桌前，點了他家的特色飲品：羅勒檸檬茴香酒。
我從沒有過寫字檯。從小學一年級有作業起，我就一直喜歡在開放式的環境裡學習和工作，比如家裡的廚房、圖書館的自習室、拉丁區的咖啡廳等等。在紐約，星巴克、酒店的餐吧、公園、餐廳都是我寫作的地方。似乎在一個能聞聽人語響、嗅見煙火氣的流動環境裡，我才能更好地思考。我把斯特凡納·皮亞內利的書放在餐桌上，一邊等開胃酒，一邊拿起手機瀏覽簡訊。只有一條信息，是我母親發來的，她一定很惱火，句子寫得很不客氣：「澤莉告訴我你回聖埃克蘇佩里參加五十周年校慶了。你怎麼回事，托馬斯？回法國了都不告訴我一聲。今晚來家裡吃飯。我們邀請了佩萊格里諾一家，他們見到你一定很高興。」「媽媽，我晚點給你打電話。」我回復了她一條簡短的消息，隨後用手裡的蘋果手機下載了《尼斯早報》的應用，並且購買了四月九號到十五號的電子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