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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時之間，他心中轉過了千百個念頭：
這人曾害死自己父母，叫自己一生孤苦，可是他豪氣干雲，是個大大的英雄豪傑，又是自己意中人的生父，按理這一刀不該劈將下去；但若不劈，自己決無活命之望，自己甫當壯年，豈肯便死？倘若殺了他吧，回頭怎能有臉去見苗若蘭？要是終生避開她不再相見，這一生活在世上，心中痛楚難當，生不如死。
那時胡斐萬分為難，實不知這一刀該當劈是不劈。他不願傷了對方，卻又不願賠上自己性命。
他若不是俠烈重義之士，這一刀自然劈了下去，更無躊躇。但一個人再慷慨豪邁，卻也不能輕易把自己性命送了。當此之際，要下這決斷實是千難萬難……
苗若蘭站在雪地之中，良久良久，不見二人歸來，緩緩打開胡斐交給她的包裹。只見包裹里是幾件嬰兒衣衫，一雙嬰兒鞋子，還有一塊黃布包袱，月光下看得明白，包上繡著「打遍天下無敵手」七個黑字，正是她父親當年給胡斐裹在身上的。
她站在雪地之中，月光之下，望著那嬰兒的小衣小鞋，心中柔情萬種，不禁痴了。
胡斐到底能不能平安歸來和她相會，他這一刀到底劈下去還是不劈？
後記
《雪山飛狐》的結束是一個懸疑，沒有肯定的結局。到底胡斐這一刀劈下去呢還是不劈，讓讀者自行構想。
這部小說於一九五九年發表，十多年來，曾有好幾位朋友和許多不相識的讀者希望我寫個肯定的結尾。仔細想過之後，覺得還是保留原狀的好，讓讀者們多一些想像的餘地。有餘不盡和適當的含蓄，也是一種趣味。在我自己心中，曾想過七八種不同的結局，有時想想各種不同結局，那也是一項享受。胡斐這一刀劈或是不劈，在胡斐是一種抉擇，而每一位讀者，都可以憑著自己的個性，憑著各人對人性和這個世界的看法，做出不同的抉擇。
李自成兵敗後退出北京，西撤至西安，對清軍接戰不利，大順軍數十萬南下。最後的結局，我國歷史界本來說法甚多，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成立專門研究課題組，並於一九七七年五月在北京舉行「李自成學術研討會」，結果歸納為兩種不同意見：一、李自成死於通山九宮山；二、李自成到湖南石門夾山歸隱為僧。從章太炎、郭沫若、童書業、李文田等著名史家起，兩說即爭論難決。本來，「通山說」較多人支持，因有官方文書及正式著作為證，但後來史家詳細研究，發覺文書及史料內容含糊其辭，並不肯定，不足為據，而在石門夾山卻發現了大批出土文物，證明與李自成有關。一者模糊、一者肯定，相較之下，當代史家大都傾向於「夾山禪隱說」。歷史所得學者專家中，王戎笙先生一派主張「通山說」，劉重白先生一派主張「夾山說」，兩派相持不下。
作者於二〇〇〇年九月應湖南嶽麓書院之邀，前往作一次演講，曾與石門縣的歷史專家及文物局負責人晤談，又與湖南廣播電視局魏文彬局長長談，魏局長曾在陝西呆過很久（或許他是陝西人，我記不起了），我和他言談投機，成為知友。他說一見到石門的文物，就知是陝西的鄉下東西，決不是湖南東西。鄉間的土物，各地都具特色，混淆不來。我沒親眼石門的李自成遺物，但知出土的墓葬、碑銘、銅器、銅錢、馬鈴、木刻殘物等物，經中央及地方文物局的鑑定，證明確為真物，發給證書。
我在創作《碧血劍》及《雪山飛狐》兩書時，還不知道內地史學界對「李自成的歸宿」有這樣重大爭論，但我憑著小說作者的傾向，採取了「夾山禪隱說」，這與郭沫若及姚雪垠兩位先生的看法相反，而和阿英的話劇本《李闖王》的情節相一致。這不是我歷史感覺的正確與否，而是小說家喜歡傳奇和特異，後來在《鹿鼎記》中，李自成又再出現，自是從先前的結論中引申出來的。這次再研究歷史所學者們的兩派意見，從歷史學的學術觀點來說，我投支持「夾山禪隱說」的票。
在小說中加插一些歷史背境，當然不必一切細節都完全符合史實，只要重大事件不違背就是了。至於沒有定論的歷史事件，小說作者自然更可選擇其中的一種說法來加以發揮。但舊小說《吳三桂演義》和《鐵冠圖》敘述李自成故事，和眾所公認的事實距離太遠，以《鐵冠圖》中描寫費宮娥所刺殺的闖軍大將竟是李岩，《吳三桂演義》中說李自成為牛金星所毒殺，都未免自由得過了分。
《雪山飛狐》於一九五九年在報上發表後，沒有出版過作者所認可的單行本。坊間的單行本，據我所見，共有八種，都是書商擅自翻印的。只是書中錯字很多，而翻印者強分章節，自撰回目，未必符合作者原意，有些版本所附的插圖，也非作者所喜。
現在重行增刪改寫，先在《明報晚報》發表，出書時又作了幾次修改，約略估計，原書十分之六七的句子都已改寫過了。原書的脫漏粗疏之處，大致已作了一些改正。只是書中人物寶樹、平阿四、陶百歲、劉元鶴等都是粗人，講述故事時語氣仍嫌太文，如改得符合各人身分性格，滿紙「他媽的」又未免太過不雅，抑且累贅。限於才力，那是無可如何了。
《雪山飛狐》有英文譯本，曾在紐約出版之《Bridge》雙月刊上連載。後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莫若嫻小姐（Olivia Mok）的譯本，英文書名叫《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