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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好奇地問：“那麼如果有人虛報財產呢？”
趙清漪說：“我們以個人合法收入高為榮譽之一，因為那代表著個人的能力強、貢獻大。但這並不是賣官鬻爵，我說了連我黨魁的身份其實都等於是倒貼俸祿的。一個為了百分比並不高的黨費而花盡心思向黨隱瞞個人合法收入的人格局很小、服務的意識也不強，那麼也可以從側面看出他的為人，黨內的重任，同志們肯定不放心交給他。而得不到同志們的支持與幫助，其實長遠損失更大。舉個例子，有很多同志問我這時候入蜀做什麼行業賺錢，問我哪裡有房賣，又或者需要我給他介紹人脈幫個忙，又或者介紹工作，除了私交之外，我有限的個人力量肯定會幫助那些格局更大的服務意識更強的同志。在社會上生存，除了個人能力之外，個人口碑和人際也是很重要的。我們不強求大家怎麼交黨費，不交可以退黨，退黨了可以當黨外朋友或者群眾朋友，我們沒有權力限制個人自由，但是退了之後都不能再入，退黨的朋友的子女沒有特殊能力或功勞我們也不接受入興民黨。我們提倡黨內平等互助、同舟共濟，促進創新創業，不管是農業、工業還是服務業，用知識與勞動發展生產力，帶著人民奔小康，實幹興邦。”
那人又問：“但是如果要核實個人年收入的話，也是比較難的吧。”
趙清漪點頭，說：“對，現在基本沒有辦法核實，如果為了這麼幾塊錢要在同志們面前裝一輩子窮人，有發揮的機會也看著別人去做，最後還退黨來要迴避交黨費，那也隨便他了，我們是民主自由的黨派，在這方面可能佛系了一點。我覺得不要在金錢上對別的黨員提那麼多要求，因為這不是黑幫的保護費，我自己帶頭按規章交黨費，總也有真正有覺悟的人的。”
趙清漪知道交的黨費多的人，可能在黨內發表意見也能得到更多的關注，大家覺得他的發展好，能力強，資源多，自然都選他當幹部。而這樣的結果，反而更利於他的發展，賺更多的錢，就像現代的某些俱樂部。
忽然有人好奇問道：“你們是高校學生為主體的黨派，那麼會接受軍人、政府職工、農民、工人為黨員嗎？”
“會。擁有考查時期的，附近這個村子裡就有一黨員和兩個預備黨員，都是農民。不管什麼職業或者階層都是國民，我們和農民、工人的關係也是極好的，我們興民黨是促進國民致富。國民越富國家就越強，越來越富就越來越強，現在我們貧窮不要緊，但是不要麻木地安於貧窮或者限制國民致富，這會讓我們種花國民在世界人民面前抬不起頭來。我去過美國……”
趙清漪又將自己在美國認識的華人華工會受到歧視，同工卻賺得更少的現狀說來，還有她在購買機器時面對美國人的那一句語氣很平常的話卻如飲冰的心情說來。
如果國家強了，哪裡會這樣呢？
趙清漪苦笑道：“早年哲學家羅素和物理學家愛因斯坦都來過我國，評價我國國民：貧窮、懦弱、缺乏同情心或者勤勞、骯髒、遲鈍。我覺得貧窮既是原因，也是結果。窮得吃不飽飯當然無精打采和懦弱。貧窮到沒有希望，當然缺乏同情心。最可悲的是勤勞還貧窮，為什麼呢？因為民權沒有得到保障，民權沒有保障，民生也是空的。我們也會發展有覺悟的農民、工人為黨員，希望他們所代表的種花最廣大的族群的民權可以得到我們黨內的支持，他們中的黨員可以帶動他們身邊的人去實現民權，從而解決民生。”
小孫先生忽然問：“難道興民黨和大同會一樣，想要土改嗎？”
趙清漪一聽他這種試探的敏感問題，微笑道：“土改不是大同會提出來的，而是令尊孫先生提出來的。驅除韃虜、恢復種花、建創民國、平均地權。可見孫先生早在幾十年前就認識到這個問題。但是激進的土改是有問題的，畢竟也有很大部分的小地主的地產是靠著勤勞積累下來的，而也有部分的無地者是懶惰揮霍掉了，這個是要辨別的。如果我勤勞苦幹二十年，積累了五十畝的土地，幾個潑皮懶漢把他們父母的揮霍掉後二話不說要來分我的地產，那我絕對是反對的。”
幾大民主黨派像是鬆了一口氣，他們現在響應大同會的聯合抗日，卻是不能接受激進土改的。
伍先生當然發現幾個民主黨派的態度，這樣說來大同會反而會被他們孤立。
但伍先生偏偏覺得這個女黨魁並不排斥大同會，對他也格外禮遇。
伍先生道：“其實我們大同會早在1926年也是提出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倡議，只不過後來被清黨才改了政策。這個問題，我們大同會不是沒有想過。”
大家面色才緩合了。
趙清漪道：“黨派之爭，我覺得求同存異才是上策，任何單一的思想我覺得都有自掘墳墓之險。就像當年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發展到了明清，儒家其害不淺，所以才有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假設當初法家、墨家、兵家、縱橫家、陰陽家、雜家等等全都發展良好，百花齊放，別說現在的西方列強了，也許就沒有西晉後的五胡亂華，沒有崖山亡國之恨，也沒有我漢人為奴三百年、落後這三百年。如果黨同伐異殺盡國人中的異黨能人，那殺得盡西方列強和日本侵略者嗎？一黨之孤家寡人怕是就會和明清腐朽的儒家一樣了，列強欺來怕是要打不過，難道要學西太后寧與友邦、不與家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