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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很厚，以至於吳婧抄了整整一本作業本。其中收錄林昭的「罪狀」，很多日記，群眾的檢舉信和「劃清界限」的公開信等等。
客觀的說，學長很天真，換個人很可能就認罪了，但她從不曾認罪，始終認為自己沒有錯。對呀，說真話怎麼成了「錯誤」呢？這是多麼荒謬的事情啊！
1960年，林昭因某事被捕，她的父親當時是「歷史fan革命」，已經跟她母親離婚，在街道接受群眾監督改造，靠糊火柴盒為生，聽聞愛女入獄，幾天後自殺身亡。
數年後，林昭死後，其母精神崩潰，流浪街頭，最後死在滬城街頭。
平反是板上釘釘的事情，這是時代的悲劇。以林昭的文化素養和見識，做新聞記者會是一個「敢說真話」的記者，成為學者也會是個認真的學者，一定會在新聞界或歷史、文學界有姓名。
女孩子們哭得稀里嘩啦，為學長感到惋惜和不平。
但斯人已逝，我們能做什麼呢？
吳婧說：「學長是榜樣，過去的損失已經無法挽回，只希望國家的未來越來越好！」
姜明光深表贊同，「錯誤是很可惜，但正因為錯過，現在才更應該吸取經驗教訓，避免再次犯錯。我相信國家是會越來越好的，人民會越來越富裕，國家會越來越強大。這一點一滴需要人去做，不做，就永遠不會改變和改善。」
「你說的很對。」另一個女孩說。
「我覺著一個人的力量太少也太小了。」又一個女孩說。
「一個人的力量是小，但無數個你我、無數個林昭便能匯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將來我們不管做什麼職業，都是在為這個『力量』做出貢獻。」吳婧說：「『勿以善小而不為』，也不要輕視自己，女孩子一樣能夠做出大事業！」
吳婧跟學長很像，也很理想主義。但理想主義並不是貶義詞，相反，「理想主義」才是人類的「靈魂之光」。
我們都是國家的主人。
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宗齊光說：「吳婧可比你進步多了。」
「哎呀！怎麼地？」捶他一下，「我還不夠有覺悟呀？」
「有有有，有覺悟的很！哎，你要不要進校刊編輯部？」
「校刊？哪一本？」有好幾本校刊呢，有學校黨支部主辦的，有學校共青團委主辦的，也有院系自己主辦的院刊，但一般都叫「校刊」。
「《燕園》。」
「你可以啊，進了學生會，變成有權階級了。」本科生不到8000人，是因為正常招生這才是第三年。
宗齊光嘿嘿一笑，「沒有沒有，我剛進去，說話不響，不過你要進校刊還是沒問題的。」
「我才大一，現在去校刊是不是太『資淺』了？」
「你笨了吧？我說你行，你就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
恢復高考後的這一批學生，大多數都志向高遠。進了大學就等於有了鐵飯碗是生存需要，跟遠大志向並沒有衝突，媒體上、大學中，熱烈討論的也都是「我們要往哪裡去」的宏大論題。
特殊時期打亂了國家發展的步伐，導致經濟倒退，閉關鎖國，對外形象也相當糟糕。
這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也是一個有無限可能的時代。
經過3年的討論（76年到79年），當代大學生們已經基本認可了要從基礎抓起，要從基層做起的路線。除了普通大學的基礎學科之外，師範類院校是幾乎所有省市考生最青睞的學校，進了師範院校，國家全包，師範生甚至還能省下生活費寄回家。
「教育為先」是中國人的共識，只要能讓孩子讀書，稍微有點腦子的家長都會儘量支持孩子求學——女孩子除外。
吳婧認為應該從基層抓起，要讓學校挨家挨戶去跟失學兒童的父母談話，免收少收學雜費，尤其是女孩子。
吳婧也是城裡孩子，實際也沒有真的下鄉體驗過。
「你要知道那些家長的想法，懂得要讓孩子上學的家長就已經算是有點文化了，我國的文盲率還是很高的，30歲的文盲大概——有10%？」姜明光不確定的說。特殊時期也導致基層工作很難做，很多統計數據都沒有，比如文盲率，比如識字率。
識字率的標準其實很低，國際通用的「識字」的定義是「15歲以上合法勞動人口能讀寫本國官方語言」，識字率顧名思義統計的就是該國能夠「讀寫官方語言」的人數，識字率反應的是一個國家的教育水平和發展水平，新中國成立之初，識字率只有10%，文盲率高達80%以上。
中文由於是象形文字，有識字和書寫的雙重難度，跟字母語言相比，難度大增，計算識字的標準也是全球最高。
「很簡單的事情，讀了書就好找工作，文盲誰要呢？就是去當個跑堂的，你連菜名都不認識，你也做不了這份工作呀。」吳婧說。
作者有話說：
林昭的具體事情有興趣的可自行搜索。
本作者絕對擁護我黨，所有關於我黨的內容全部正面積極向上。由於晉江不讓寫我黨全名，只能簡稱。
第41章
「道理我都懂,但實際基層做工作很難。那些人會覺得讓十幾歲的孩子在家裡做事比上學好。」
吳婧皺眉，「愚昧無知！」
「對呀！」姜明光笑了，「沒有知識可不就是『無知』嗎？所以說『知識改變命運』一點也沒錯。就說最基本的,為什麼我國現在失業人口這麼多，除了經濟不發達導致就業機會不多之外,學歷普遍偏低不也是原因之一嗎？要是都是大學生或者至少高中生,自己又不太懶或者蠢，也不至於找不到工作。現在國家支持搞活經濟，沒有學歷找不到好工作,擺個早點攤也行的,一樣是為人民服務，賺的還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