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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玲的委屈是內生的。僅就愛而言，胡蘭成的出現十分突兀，讓她措手不及。她的青春期是被截斷的。從父母之手到愛人之手，雖過程短促，稚嫩蒼白，卻簡單明了。雖然有一紙婚約，二人依然是“一個金童，一個玉女”。胡蘭成父母雙雙亡故，不用伺奉公婆，承歡膝下，少了幾多口舌是非。這對拙於交際的愛玲來說自然是好事。
蘇青則沒那麼好的運氣。這受過新式教育的少奶奶處理家務常常手忙腳亂，心浮氣躁。且公婆健在，懷孕生下的又是女兒，未能給徐家延續香火。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內不能見容於夫君，外不能見容於公婆。她的處境好比一腳踩空在閣樓上，上不得，下也不得。
如果丈夫幫她還好，起碼還有人對題《釵頭鳳》，共唱《東南飛》。像我母親雖與我奶奶不和，但父親疼愛她，好歹不孤單。其實我父親這樣做是最明智的，因你是要共妻子生活的，幫了妻子，事情就有轉圜的餘地，即是幫了母親。
偏偏是蘇青的丈夫另有新歡，恨不得她自動隱身下堂去。背靠娘家也是枉然，嫁女如潑水，已為徐家婦，好好歹歹自己處著去吧！父母竟也做了袖手旁觀人。
愛黯淡下來，生活便顯露出斑駁猙獰的氣色。丈夫只顧在外花天酒地，不養家，也不負責任，礙於面子，還不許她在職業上發展。縱使她有再多的戒指也供不上這樣坐吃山空。無奈之下，她向他要錢以作家用，竟挨了丈夫一記耳光。他是徹底不愛她了，一顆心硬成了石頭，再風化成粉末，風一吹，飄飄灑灑散落開來。
對於蘇青的這段婚姻，愛玲有自己的看法：“其實她丈夫並不壞，不過就是個少爺，如果能夠一輩子在家裡做少爺少奶奶，他們的關係是可以維持下去的。蘇青本性忠厚，她願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紅樓夢》里的孫媳婦那麼辛苦地在旁邊照應著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興興頭頭。”
“離婚吧！彼此好過。”十年之後，終於有一天蘇青昂然對那個自己叫丈夫的男人說。她要去尋找自己新的生活。
一九四三年，蘇青開始在《風雨談》上連載自傳體長篇小說《結婚十年》。書中有許多關於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實描寫，在現在來說算不得什麼，在當時卻可謂前衛。一時她被社會稱為“大膽的女作家”，大紅大紫，風頭大大蓋過今天一幫用身體寫作的美女作家們。其實，不過是標題和內容用得十分大膽，真正讀下去，卻是寫得很乾淨。恰如胡蘭成所評：“女娘筆下這樣大方利落，倒是難為她。”
說起來，《結婚十年》我沒看完，但我實在是喜歡蘇青，喜歡得不得了。她身上幾乎集結了所有我喜歡的女人的特徵：率直、獨立、堅定、大氣、忠貞。
蘇青為人率直，連寫作都不喜歡用二三人稱的，“我我我”地直身而上。她與愛玲都是上海“孤島”時期走紅的作家。日本投降後，兩人都受到非難。蘇青曾做過這樣的表白：“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那是我適逢其時，蓋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選定這個黃道吉日才動筆的。”
蘇青個性獨立，亂世中一個女子，拖家帶口，也真是難為她。如她所言：“我房間裡的每一樣東西都是自己掙錢買的”。然而緊接著的一句卻是：“可是我回頭一想，這有什麼值得高興的呢？”哀而不傷的一句話，背地裡或許是淚如雨下。亦說她做高官的情婦，她身邊走來走去一個又一個的男人，欣賞她的紅顏美貌，欣賞她的才氣慡直，就是沒一個人肯為她留下。
一九四六年夏初，上海的局勢稍稍和緩，有人請蘇青去編副刊，條件只有一個，就是要她改名。愛玲冷靜客觀地勸慰她說：“現實也得考慮！你去當主編，我也有條出路可走！我是不介意改名的，我這名字是一直都嫌它俗氣，趁機改了也好！”
蘇青顯得很沮喪，創辦《天地》那意氣風發的神采已然不見了。她悲苦地說：“你算好的！有個姑姑給你擋一擋，靠一靠，我這一轉身，老的老小的小，誰讓我靠？現在又這樣惡名在外，再嫁也沒有人敢沽問斤兩，我預備把自己掛在繩上，就這麼風乾了算了！”
天地茫茫，我要靠誰？誰能為我所靠？即便是這樣的淒涼，她也熬過來了。愛玲遠走他鄉，她卻留了下來。她還要撐著，還有子女要靠她。但靠了她又怎樣呢？後來因涉嫌“胡風案”，至親骨肉都與她劃清界限，斷絕往來。丈夫負，到頭來依舊是一個“負”字。一生兒女債，想想真是驚心，傷心！
蘇青晚景淒涼，她老病纏身，也不服藥，但求速死。一門關煞，種了些糙花，“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侶”。她說。
一九八二年，蘇青六十九歲。孤獨地死去。
“這篇文章本來是關於蘇青的，卻把我自己說上許多，實在對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釋的地方，我只能由我自己出發來解釋。”這段文字錄自愛玲的《我看蘇青》。
這本書是關於愛玲的，卻把蘇青說了許多。因為我也有好些需要說明的地方，只能由蘇青出發。因為蘇青對於愛玲，實在是太重要了。
蘇青比愛玲大，成名亦比愛玲早，卻因愛玲才被廣泛念及。愛玲對於蘇青的評價雖有溢美之辭，卻其情可諒，大概是出於某種知遇之恩吧。
借用某位女士的話，雖然傖俗，卻也能說出原委來。“張愛玲的被發掘，是蘇青辦《天地》月刊的時候，她投了一篇稿子給蘇青。蘇青一見此人文筆不凡，於是便函約晤談，從此變成了朋友，而且把她拉進文壇，大力推薦，以為得力的左右手。果然張愛玲也感恩知進，不負所望，邁進文壇以後，接連寫了幾篇文章，一時好評cháo涌，所載有聲，不久就大紅大紫起來。”
又算起來，蘇青是愛玲與胡蘭成驚世之戀的媒人。能被愛玲和胡蘭成兩種不同性格的雅人喜歡並視為知交，可見她確是不俗。再有胡蘭成因事下獄，亦是她拖著愛玲去說情。（彼時愛玲還不太認識胡蘭成，只是偶聞其才名。）她倒是實心實意，事後也不見得了什麼好處，言語上有什麼炫耀之意。蘇青這樣的俠義，男子亦要自慚形穢。生在古代真是薛紅線、張紅拂之流。就是污風穢雨的上海灘，她也照樣是金石玉磬響噹噹的。
至於二人的交往，可謂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是交淺言深。
“如果說她同我不過是業務上的關係，她敷衍我，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為了要稿費，那也許是較近於事實的，可是我總覺得，也不能說一點感情也沒有。我想我喜歡她過於她喜歡我，是因為我知道她比較深的緣故。那並不是因為她比較容易懂。普通認為她的個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話既多，又都是直說，可是她並不是一個清淺到了一覽無餘的人。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裡而仍舊喜歡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書可以有許多不大懂它的好處的讀者。”愛玲如是說。
愛玲灑脫而寂寞，華麗而蒼涼，為眾人所青睞。而蘇青，一如愛玲所言：太正常，太普通，太樸實，當然也親切，有一種古往今來的無所不在的妻性和母性。
我想，民國荒涼的世界裡，有這樣兩位女子，也不枉為熱鬧一場。在喧囂和落寞之間，二人竟然逼肖《紅樓夢》中的“釵黛”終局。
格物致知
愛玲在《天才夢》帶有自嘲的口吻說：“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如果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也許我會被譽為神童。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
曾經也有一個人對我說：“其實人活在這世上極是普通，若老天稍微賜予一點能力，他往往出色地身不由己。”
我便在想，天才是什麼？怕是天生的聰明，佛家所言的慧根，世事於別人手上蠢笨難行，到他手上卻翻雲覆雨，掌握自如。譬如，文字的靈性之於愛玲，便是老天惠賜，不得不服。文字在她筆下才有了流光溢彩的生命，真正的活起來。七八歲大小，很多人為寫作文憋個半死，她已經輕巧地寫出了《摩登紅樓夢》。
愛玲是天才，在我只是淺淺說，這一節，有一個人卻說到了骨頭fèng里了。讀《今生今世》，胡蘭成有這樣的評論：“張愛玲論人，總是把聰明放在第一位，與《大學》的把“格物致知”放在“誠其意”之先，正好偶合。”
我心下便對“格物致知”起了意思，但不甚了了，於是翻出原文。《大學》開篇有這樣的句子：“古之欲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又擔心人不能解其意，將話倒過來說了一遍：“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治國平天下之大志，於我這等小女子不過笑談。我之俗人，只是眷戀兒女情長，如夢如幻，只想著有一個人愛，穩穩噹噹地齊家。偶爾拿出小聰明獻媚於人，就很是滿足。這樣沒出息，氣死老夫子也未必不可能。
先說這“格物”二字。鄭注有云：“格，來也。物，事也。直白連在一起，竟然是“來事”兩字。今人說某人“會來事”，褒義上有“聰明”之意。
雖然與全句的正大恢宏相比，顯得有些不相倫類，甚至有些附會牽強。但我卻以為是對胡蘭成論愛玲最好的解證，於是，有一種小聰小慧的竊喜。覺得又有可獻媚之素材了。原來愛的珍重之中竟有這般滑稽可笑的心思。
這種解釋自然與儒學正統一派的求知窮理不對，今人更是將這句上升到認識論的層次。但我以為，古人對世界宇宙的認知，所關涉的是人與天的關係。格物也相應的是因其天賦異稟所引致，而非“窮理”的勤奮努力。
其中性智的天分是最主要的。故所謂“格物”之“格”，可作“感通”解。某種天賦的對萬物的體悟冥會，能夠推出種種對人生世界的認知。簡單點講，一種天生的聰明，加上一點努力和用功，就能通曉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