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頁
這樣的感觸是年少時共有的。辛酸且淒楚。其中一些人被擊倒了，有些人勉力站起來，讓自己相信有一個別處存在著。而到了別處時，卻發現它是一樣辛苦貧瘠的，不過是大小方位不同。一樣荒蕪的土地，一樣需要去耕種。當人站在那裡，依然只能眺望，依然渴望著別處。
她的母親又不是好的有耐心的農夫，撒下了本錢就要求有收穫。她期望的愛玲是精明不外露，外表看上去溫雅有禮的大家閨秀。高雅的舉止，無懈可擊的談吐，以及足夠的內涵修養，如同今天為人所稱許的白領麗人。而這些恰恰都是那些以文字為天賦的女孩，原始生命所欠缺的。
寫字的女人常常疏懶，生活馬虎，房間紊亂，表情淡漠，若有所思。對生活的細節常常能夠輕易捕捉到，卻無法很好地去維護。簡單來說，她們是發現者而不是締造者。上天往往只肯給予人一種能力。
於是，彼此開始失望，她和母親的裂痕加深了。這種分裂悄無聲息，如同枝上開出的花朵，就要脫落了。愛玲大了，開始懂得自己的需要。她再也不是十幾年前那個甜美無邪的小公主了，任憑她在上面塗上五顏六色。她不再溫馴，身體裡叛逆的種子開始發酵。她抗拒母親要求她做的淑女，抗拒按照那些刻板教條的規則去生活。
於是，“母親的家不復是柔和的了”。
這樣的衝突使她惘然，不由得留戀起縮在昔日繁華影子裡的父親的家。“悵惘自己黃金時代的遺失”，在她不少文章里有著情不自禁的流露。“因為現在的家於它的本身是細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裡面撞來撞去打碎東西，而真的家應當是合身的，隨著我生長的，我想起我從前的家了。”
我相信，靈魂里有一種莫名的力量指引著她。她註定成為一個孤獨的，有著堅硬外殼，溫暖內核的女人，而不是一個小鳥依人的大小姐。這是命運為她個人的安排，也是為世界的安排。
母親和姑姑都是新式人物，思想開明自然是好，但身上沾染了太多西式作風，對人有禮卻冷淡。愛玲這棵樹，從開始的時候，她們給她澆的水就叫疏離，培的土就叫孤獨。
她後來寫道：“我母親動身到法國去，我在學校里住讀，她來看我，我沒有任何惜別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興，事情可以這樣光滑無痕跡地度過，一點麻煩也沒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裡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
心真狠呀！冷漠和寂寞一樣是可以傳染的，何況是一個天性淡漠的人。最親近的人如此，連帶著自己也要硬朗起來。你哭，沒有人疼惜你的眼淚。不狠又如何？賈寶玉那樣一個婉轉纏綿的人，聽戲也兀自悟了：“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胡蘭成說：“愛玲從不牽仇惹恨。”其實不是，她只是在荒野里站著，站得久了，自己不曉得難過，仿佛混沌初開就是一個人在那裡，本該如此。自然而決絕的姿態。
而在內心深處，她與杜拉斯一樣，對於親情的渴慕和失落，只能通過自己的小說一一描摹出來了。這種情緒跟隨了她一生。
《傾城之戀》、《金鎖記》、《花凋》、《第一爐香》、《心經》……我們看不到溫情的虛妄，四壁是觸目的淒涼。人與人之間的心機，你來我往的算計，到處都是絕望的不堪一擊親情和愛。
愛玲所以蒼涼是因為她站在親情的廢墟上，而她骨子裡難以排解的憂傷又不時讓她惘然。當所有一切皆為過往，你所能擁有的只是自己和回憶。所以，我能理解她中年以後的離群索居，她的安然正是看透了人生，最後恰如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
想要的，永遠在手心之外。
入世 千秋萬歲名 寂寞身後事
惘惘的威脅
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時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狽的拎著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驚醒她們，只得在黑漆漆的門洞子裡過夜。（也不知為什麼我要把自己刻劃得這麼可憐，她們何至於這樣地苛待我。）風向一變，冷雨大點大點掃進來，我把一雙腳直縮直縮，還是沒處躲。忽然聽見汽車喇叭響，來了闊客，一個施主太太帶了女兒，才考進大學，以後要住讀的。汽車夫砰砰拍門，宿舍里頓時燈火輝煌。我趁亂向里一鑽，看見舍監，我像見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稱了一聲‘Sister’。她淡淡地點了點頭，說：‘你也來了？’我也沒有多寒暄，逕自上樓，找到自己的房間，夢到這裡為止。第二天我告訴姑姑，一面說，漸漸漲紅了臉，滿眼含淚；後來在電話上告訴一個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這個夢，寫到這裡又哭了。簡直可笑——我自從長大自立之後實在難得掉眼淚的。”
這是愛玲對於香港的記憶。清晰而隱晦。
一九三九年開始的港大讀書時期，是她自由歲月的開始。
她有自己的計劃，一心讀書，發奮用功。她是個聰明的女孩，有自己的心計，“能夠揣摩每一個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樣功課總是考第一。甚至有一位先生說他教了十幾年的書，沒給過他給我的分數”。她的聰明和努力也得到了回報，一連得了兩個獎學金。於是她夢想著畢業能被送到英國去。
然後戰爭來了，將所有的計劃都打破了，將所有的努力都化為了灰燼。“學校的文件記錄統統燒掉，一點痕跡都沒留下。那一類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註定了要被打翻的吧？”她有一種沉重的幻滅感。
愛玲將自己隱藏起來，窺視著，冷眼看著動盪歲月里上演的種種毀滅。
與今天年輕人印象中的戰爭不同，香港之戰之初給予她的的印象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像一個人坐在硬凳子上打瞌睡，雖然不舒服，而且沒完沒了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
她既沒有徹底沉淪，也沒有徹底覺悟，而以旁觀者的姿態冷眼看著。這樣的冷靜在那個時代似乎是不恰當的。
但是，當真正的槍聲、炮聲響起的時候，她也感到切身劇烈的影響。戰爭的恐怖滲入她的骨子裡，騰升起一種幻滅、虛無和絕望來。一切都變得模糊瑟縮，靠不住了。有一種“無牽無掛的空虛和絕望”。
“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的要求。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里有這惘惘的威脅。”她呼號：“想做什麼，立刻去做，都許來不及了。人是最拿不準的東西，還枉談什麼未來？”
在那個短暫的歲月里，她目睹了人的自私與空虛，“去掉了一切浮華，剩下的仿佛只有飲食男女這兩項。“生在現在，要繼續活下去而且活得稱心，真是難，就像雙手劈開生死路那樣艱難巨大的事，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人對於物質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夠多一點明了與愛悅，也是應當的。”
人生在倉皇中露出本來面目，愛也在災亂時流露出真情來。亂世讓人對生活多了一些珍惜。愛玲也多一些明了和愛意。
“這是亂世。”這個年輕的女子，人生雖然未有大的波折，卻仿佛已經歷經滄桑，有種種憂患涌在心頭，一種惘然的失落感。
惘惘的威脅，我也常常能夠感受到。雖不是亂世，亦無戰爭，何來威脅？卻常常在夢中驚坐，看著窗外沉沉的夜空，心中陡然升起一種恐懼，仿佛頭頂是無底的深淵。夢在腦際迴旋著，有一種悠遠的低喚從遙遠處傳來。暗夜會騰起對未來的憂慮。
生活仿佛是在這黑暗的甬道中行走，懷著一種愛琢磨而又膽怯的心。這是所有敏感人的心。這顆心在愛玲幼年時代就種下了。
兩歲時，在天津古宅里，熱熱鬧鬧的新年。大年初一，愛玲預先囑咐阿媽天明就叫自己起來看迎新年，誰知他們怕她熬夜辛苦了，想讓她多睡一會。
第二天醒來時鞭炮已經放過了。“我覺得一切的繁華熱鬧都已經成了過去，我沒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來，最後被拉了起來。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時候，還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趕不上了。”
一切繁華都過去了。
至少還有你
“我媽媽是從家裡逃走，才嫁給我爸爸。”
“喔！我母親是嫁給我父親以後才從家裡逃走的！”
我願意相信，在一九三九年，愛玲和炎櫻這兩個妙不可言的女子，是以這樣妙不可言的對話，開始她們一生的友誼的。它兼具了古龍的機智和朱德庸的深刻，對那個破碎動亂、全盤崩襲的年代，是一種絕妙的嘲諷。
香港大學，夏日校園，櫻花盛開如雨。愛玲和炎櫻走在校園小路上。這自然是臆測，也不脫俗套，然而只覺得只有這樣的畫面，才配上愛玲為炎櫻取的這個好名字。港大三年，愛玲獨自一人，沒有親朋故舊，和同學之間更是隔了一道牆。她將自己放到玻璃罩里，惟一進這“私家領地”來的，只有炎櫻，一個混合了不同血統的外國女子。
她和炎櫻，如我與離離，是“與君初相識，猶如故人歸”。人，一生中會和很多人相遇，有些人只是為了擦身而過，有些人是等著一見如故。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變，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港大停課。整日間都是日軍飛機空襲，炮彈漫天飛舞，子彈密集如雨。愛玲和同學終日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裡躲避轟炸。稍不留神，就可能香魂難返故里。
一日，不見炎櫻。愛玲和舍監急得到處找她。聽有人說炎櫻去城裡看電影了，舍監咆哮如雷：“她不要命了嗎？現在是什麼世道？”
餘音未了，愛玲聽見漆黑的浴室里傳來歌聲，突然傳來子彈打破玻璃的聲音，歌聲停下來。
“炎櫻！”愛玲輕輕地叫一聲，她剛剛鬆弛下來的心，馬上又懸了起來。然後她聽見舍監忍無可忍地吼叫：“你這個笨蛋！瘋子！你給我從淋浴間裡馬上出來！”
只聽見炎櫻嚷道：“帶著肥皂泡泡嗎？”
站在舍監身邊的愛玲低著頭用力忍住笑，炎櫻的滿不不在乎仿佛是對於眾人恐怖的一種嘲諷。
“炎櫻，你去哪了？真是愣頭愣腦膽大包天。”
“張愛，我上城看電影，五彩卡通很好看。你做什麼了？”
“我還有什麼可做的！不過縮在這裡聽機關槍的聲音，‘忒啦啦啪啪’的，像雨打芭蕉，這會兒倒好了，不費勁等夏天過了再‘留得殘荷聽雨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