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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午科場案多少是場冤獄,但卻能予人以刑部執法不阿的印象。以後辛酉政變殺肅順,洪楊事定殺棄地失律、擅殺百姓的兩江總督何桂清,以及下安徽巡撫翁同於獄,這一連串的大案,鞏固了刑部的地位,也建立了刑部堂官及司堂,不畏權勢,守正不阿的風格。鄭敦謹就是很想保持這種風格的一個人。

    當鄭敦謹由江寧啟程回京復命時,曾國藩曾致贈程儀二百兩,聲明出自廉俸,為老同年贐行。而鄭敦謹仍然堅辭。到得清江浦,乃托漕督張兆棟代為出奏告病,辭卻官船,另行買舟,遄返長沙,高臥不起,表示歉疚,亦表示抗議。

    漕督本來是張之萬,何以換了張兆棟?原來張之萬已調署江蘇巡撫。然則丁日昌,何以去職?這就要說到第三個插曲了。

    當鄭敦謹奉旨赴江寧查辦馬案時,曾有一道上諭:前因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馬新貽被刺一案,頗有傳聞,當經諭令據實具奏,茲據奏稱,所得之傳聞者,丁日昌之子被案,應歸馬新貽查辦,請託不行,致有此變。請飭將丁日昌之子原案再行查辦等語。該京卿所奏一節,僅系得自傳聞,且丁惠衡前因不能約束家丁范貴,閒遊妓館,先經丁日昌奏明,交馬新貽審辦奏結,自毋庸再行提訊。惟既據該京卿陳奏,亦不可不令曾國藩等知悉,著國藩、鄭敦謹即將張汶祥悉心推鞫,有無另有主使之人,務得確供,以成信讞。  

    王家璧是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四年的進士。翁同說他為人“近迂”,但性情是剛正一路。此奏措詞甚妙,明明是馬新貽為了保全丁日昌,不得已而袒護丁惠衡,卻偏說:“丁日昌之子被案,應歸馬新貽查辦,請託不行,致有此變”。目的是想將丁惠衡置之於法。因為原案已結,非借個大題目把他扯進去,不足以生案中之案。這一手法,自然逃不過軍機處的“法眼”。軍機大臣也許會忽略,軍機章京對這些花樣,精通無比。所以上諭中先作開脫,再交曾國藩、鄭敦謹在張汶祥身上“悉心推鞫”,完全是敷衍王家璧。

    但由王家璧此奏,更可證明,丁惠衡一案,為導致馬新貽被刺的直接原因。是則此一震驚海內,為清朝開國以來所未有的總督被刺奇案,街談巷語,推原論始,不能不歸罪魁禍首於丁惠衡。丁日昌內心的不安,丁氏家屬的緊張,亦可想像得知。

    但另一禍首,可說是丁惠衡的祖母黃氏,如果不是她袒護孫子,此案不致一面倒得如此歷害。太湖水師營及湘軍的眾怒,亦不致如此難犯。這位“丁母黃太夫人”也是受了馬新貽被刺的刺激,以致憂急去世。丁日昌丁憂去職,乃由張之萬調署蘇撫。  

    丁日昌丁憂以後,僑居揭陽,開始整理持靜齋藏書。此人本質上並非風雅一流,但與他的同鄉張蔭桓一樣,雖非科目出身,卻文采斐然,不以詩名,而偶有所作,頗具功力。在蘇州時,有名的書家何紹基過訪,流連甚久,陳衍《近代詩鈔》收其長歌三首,其一題作“子貞先生以詩索和,已十五年不彈此調矣!率爾呈教,乞勿以示人”:蘇城三月春風顛,幽鳥破夢呼檐前,文書如絲時煎沸,有花不賞同枯禪。忽聞剝啄來高賢,握手一笑別幾年?相傳海外坡已仙,形雖疲恭神完全。有時拄杖肩肩,忽如蛺蝶飛翩躚。太息故造同蝸銓,溪澗難勝大願船。洞庭無風獨緣沿,沂湖入江入皖川。浮屠三宿偶作緣,堂前問字無彭宣,對酒不樂愁拘牽,拂衣束下消滯延,官衙客舍床可聯,琅環秘笈具評詮,夔蛟蛇風相併憐。

    第一章勞勞行客去何之(2)

    這是敘何紹基的宦跡與兩人的交誼,以下稱道何紹基的書法:花下貽我青琅編,筆勢恍若明堂椽,又如龍虎互鉤連,皮骨蒼莽色味妍。

    “龍虎”、“皮骨”形容何子貞的書法,殊為精妙。不過論本心,丁日昌不以為所謂翰墨怡情是有益之事。另一詩從題目到詩,對何紹基的糾纏,已微露規勸之意。  

    這首詩的題目是:“子貞太史以四月十一日啖荔,作詩張之。謂昌嶺外人,應為推波助瀾,人事擾擾,無以應命。晨興驟涼,索枯呈教,並乞賜和。”詩中的第一段是:營營飲食亦何有,人生涉世豈為口?坡仙啖荔亦偶然,胡為日月記某某。五千里外七百年,風流印證無後先。天公頗憐詩料寡,特結翰墨新奇緣。蔡譜白圖皆假借,香色太高惹嘲罵;世間無毀哪得譽,玉液瓊漿自聲價。

    此詩明明是說,啖荔而作詩張之,是好事。但又欲何紹基“賜和”,似成矛盾,或者是想知道何紹基是否聽他的規勸。何詩未見,但可料定,即能領會此意,亦必不納。因為丁日昌仍有兩首詩“呈教”,詩中並註:“兩日三賜詩,催和甚急”。詩中又提到“灌魚鱗水則荔旺”,佳荔名為“糯米臍”,似皆未經人道過。

    丁日昌歿後,藏書陸續散出。比較能讀先人之書的,只有一個丁惠康。他早年亦與長次兩兄一樣,是個紈絝。只是靈性不昧,名心獨盛,覺得做個公子哥兒,只是酒食徵逐,弄不出什麼名堂。於是折節讀書,也中了秀才,納資為郎,捐了個主事,但並未分部,陳石遺為他所撰的傳記中說:君於經史、百家九流、訓詁、詞章、金石之學,皆泛其涯,落筆為文,有魏晉閒人風格;人亦如其文,雖為邑諸生,不屑求科舉;雖為部郎,未嘗分部學習也。嘗北游欲讀書南學,長沙張公百熙領學事,置君第一;旋捨去,游日本。  

    他在日本作詩不少,亦以游日所作,風致獨勝。但初抵日本所作,與以後的詩,大異其趣,如:浪悔年年作壯遊,客懷無著等虛舟,雞鳴犬吠猶吾土,海碧天青此倚樓;故國別來無好夢,殊鄉何事獨悲秋,登高枉說猶能賦,浩蕩離愁不可收。暗雨兼疏澹夕陰,高樓含霧遠山沉,一春爛熳櫻花候,萬里羈孤客子心;入洛士龍成獨往,過江王導悵登臨,迴廊徙倚懷鄉國,錦瑟華年感到今。

    這兩首七律,遣詞修潔,音節蒼涼。工力雖不算深,卻看得出頗有天分。同時詩中感事傷時,亦有寄託。及至離日留別之詩,又是別樣滋味:(其一)

    日暮思君苦未來,飛紅狼籍舊亭台,沉沉遠夢迷千劫,慘慘新詞賦八哀,心比枯桐疑半死,淚如殘蠟漸成灰,玉關人老愁何極,窈窕春星望幾回?

    (其二)

    此去風雲方百變,側身天地更何之,行吟芳草無邊路,倚偏銀瓶系所思;最有溫柔馨一握,是它幽怨亂千絲,轆轤永夕煩懷抱,詎獨西風黯別離。

    (其三)

    手殘紅不忍看,輕寒無賴倚闌干,陰晴未定天如醉,疾迷方淚易彈;舊恨尊前歌昔昔,新愁簾外雨潺潺,傷心思婦遼西夢,冷怯空閨人未還。

    (其四)

    艱難行路黯魂銷,帝遣巫陽賦大招,愁雨愁風才易盡,傷春傷別意無聊;相看鏡匣驚消瘦,暗系香囊慰寂寥,獨自思量目凝佇,碧城十二總迢迢。

    這四首七律,題作“迴風辭留別日本諸寓公”,以落花作寄託,確是所謂“哀感頑艷”之作。詩似兩當軒而參以定庵筆法,便覺風骨勝於黃仲則。不過,“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二十幾歲正當奮發之時,作此萬般無奈的苦語,論者謂非佳兆,這話似乎亦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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