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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曰：“伊等皆不留心辦事。”對曰：“大臣等非不欲留心也，奈以資格遷轉，至大位時，精力已衰，又多兼差，安無暇晷，無從讀書，實無如何，故累奉旨辦學堂，辦商務，彼等少年所學皆無之，實不知所辦也。皇上欲變法，惟有擢用小臣，廣其登薦，予以召對，察其才否，皇上親拔之，不吝爵賞，破格擢用。方今軍機總署，並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兩官，分任內外諸差，則已無事不辦，其舊人且姑聽之，惟彼事事守舊，請皇上多下詔書，示以意旨所在，凡變法之事，皆特下詔書，彼等無從議駁。”上曰：“然。”對曰：“昨日聞賞李鴻章、張蔭桓寶星，何不明下詔書。”上一笑。
“自割台後，民志已離，非多得皇上哀痛之詔，無以收拾之也。”上曰：“然”。吾乃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開，故雖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開之故，皆以八股試士為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濟濟，然無以任事受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遼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二萬萬之款，不賠於朝廷，而賠於八股，膠州、旅大、威灣、廣州灣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
以下由教育談起，康有為的建議極多：上曰：“然，西人皆為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為無用之學，故致此。”
對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廢之可乎？”上曰：“可。”對曰：“上既以為可廢，請上自下明詔，勿交部議，若交部議，部臣必駁矣。”上曰：“可。”
上曰：“方今患貧，籌款如何？”乃言日本紙幣銀行，印度田稅。略言其端，既而思昭信股票，方提為起行宮，若縱言其詳，則未能變法先害民矣。乃略言：“中國鐵路，礦務滿地，為地球所無，若大舉而籌數萬萬，遍築鐵路練民兵百萬，購鐵艦百艘，遍開郡縣各種學堂，水師學堂船塢，則一舉而大勢立矣，但患變法不得其本耳。中國地大物博，藏富於地，貧非所患也，但患民智不開耳。”於是言譯書、遊學、派遊歷等事，每終一事，稍息以待上命，上猶不命起，乃重提，遍及用人行政，末及於推廣社會，以開民智而激民氣，並撫各會匪。因謝保國會被劾，上為保全之恩，上皆點頭稱是。又條陳所著書及教會事，久之，上點首云：“汝下去歇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折條陳來。”乃起出，上自送之。蘇拉迎問，蓋對逾十刻時矣，從來所少有也。
康有為的記載，言過其實，以為炫耀，是可想而知的。但決心召見康有為，就其尊禮的情形看，頗有去一師傅（翁同），來一師傅之慨。可惜，翁同翼護光緒，煞費苦心，而康有為全然想不到此。
為了“勤王”，當然要號召義士，激起同仇敵愾之心。同時也要掩飾康有為知人不明所犯下的極大錯誤。因此，梁啓超以其“常帶情感”的“筆鋒”，改動了林旭那本來不難索解的《獄中示復生》詩。同時說此詩作於袁世凱在京之時，黃彰健乃推斷：“林此詩亦應作於八月初三日，在初三日晚上譚訪袁以前。”但康有為自編年譜中，並未述及，其八月初三日記事如下：初三日暾谷持密詔來，跪誦痛哭激昂，草密折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日起程出京，並開用官報關防。二十九日交楊銳帶出之密詔，楊銳震恐，不知所為計，亦至是日，由林暾谷帶來，與復生跪讀痛哭。
按：據康有為自敘，八月初三，林旭面交密詔，康有為謝恩折，交林旭“持還繳命”，即繳還密詔，並代遞康折，好讓光緒安心，知康有為已定初四出京。自此，林旭即未與康再見過。
這應是八月初三午前的事。林辭去後，譚嗣同至，康與其“跪讀”七月二十九日交楊銳的密詔，並“痛哭”，然後召梁啓超及二徐、康廣仁來，“經劃救上之策”。說袁起兵勤王，即定於此時。然後譚嗣同進城，入夜方去見袁世凱。由這一段經過看，林旭何時作代簡之詩，何時送達何人？疑問重重。
第一，林旭去見康交密詔時，顯然未談到說袁勤王之事，否則，林旭即時可以表示反對的意見。
第二，林旭在這天下午，應該也沒有見到譚嗣同，否則何不當面討論，而須以詩代簡？
第三，說袁系譚一人獨往，則林旭欲阻其此行，只要寫詩給譚一個人就是了。而梁啓超在林旭傳中說：“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這“等”字中包括些什麼人？照情理推測，必然包括康有為，但康只對楊銳的持重，表示不滿。如林旭亦有此意，在年譜中何以不提？
我更須指出者，當時康有為與譚嗣同的密謀是，勸袁世凱舉兵包圍頤和園，這一點康有為不肯承認，只說，囑譚嗣同至袁世凱處，“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榮祿此時遠在天津，扶光緒登午門，何能取榮祿首級於數百里外？這一點黃彰健已經指出，明明是假話。不過依宮廷兵變的往例來看，計劃——亦即康、譚的如意算盤中，應有“扶上登午門”一個節目，但應在包圍頤和園、控制慈禧太后以後。
此話怎講？只看明朝的“奪門之變”，可以想見康、譚的計劃，因為用兵包圍頤和園，必然引起震動，榮祿亦會派兵救駕。此時必須澄清事實，是對付慈禧太后，而非有什麼人想造反篡位，故必須光緒出面，來祛除疑慮。扶登午門，則皇城以內，紫禁城以外的外廷臣工，共見共聞，足以安定人心。
如果此一計劃能為袁世凱接受，則舉事之期，必在一兩日內，因為這是一次突擊性的行動，真所謂“兵貴神速”，才能“攻其不備”，否則榮祿已經開始部署，只要遲過三天，必無成功之望。
康有為自編年譜中又記八月初三下午至晚間的情形：復生入城後，卓如至金頂廟客純齋處，候消息，吾稍發書料行李……至子刻內城開，吾亦入城，至金頂廟處，知袁不能舉兵，扶上清君側，無如何，乃行。
這明明道出，康有為準備著一兩日內便有巨變，他自然要做明英宗的徐有貞，親自扶光緒登午門。如照梁啓超、譚嗣同傳中所說：君（指譚）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
第三章榮祿密謀（3）
果如所言，則其事亦甚從容，康有為根本不必作改變行程的準備。質之黃彰健先生，想以為然？
照我想，譚袁密晤之夕，袁世凱一定有一番讓譚嗣同如服定心丸的話，目的是要把康黨安靜下來，不必輕舉妄動，他才好從中取巧。政變之發，康黨被捕，都在全無警惕戒備的情況之中，即是中了袁世凱的緩兵之計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