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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康有為自編年譜，說光緒用這四個人，完全是因為他的關係：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摺稱師，知為吾門生。上之用譚嗣同，以其與我同為徐學士及李園（端芬）尚書所薦，皆吾從也，故拔入樞垣。楊劉為楚撫陳寶箴所薦，而陳寶箴曾薦我，楊漪川又曾保陳寶箴，上亦以為皆吾從也，而用之。時譚復生實館於吾，林暾初（旭）亦日日來，上意有所欲傳，吾有所欲曰，皆借譚林通之。時李園奏薦甚力，上以忌西後未敢顯然用，故用譚林楊劉代之，上之意極苦矣。
此亦不免大言炎炎，藉此裝點。其實光緒所最欣賞的是楊銳，而楊銳與譚、林並不甚洽。據楊銳致其弟肖岩信中說：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而康梁二人，又未見安置，不久朝局恐有變動。
此函作於七月二十八日。所謂“新進喜事之徒”，由措詞可見其輕視與不以為然之意。而對“康梁二人，又未見安置”引以為憂，則心目中亦認定康梁無非獵官而已。
同函又云：每日發下條陳，恭加簽語，分別是否可行，進呈御覽。事體已極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處。劉與譚一班，兄與林一班，譚最黨康有為，然在直尚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漸不相能。
按：軍機章京例分頭班、二班，四京卿輪值，亦即與康有為的主張不合。謂“林則隨事皆欲取巧”者，必是林旭在加簽時，將康有為的意見，夾帶在內，而楊銳不以為然，“強令改換三四次”，則其持重亦可想見。
“譚最黨康有為，然在直尚稱安靜”兩語，亦深可注意。按：四京卿的任務及所能發生的作用，在當時及後世，一直被誇張而致失實。如劉光第家書所言：同……四人，不過分看條陳時務之章奏耳。因有“參與新政”四字，遂為嫉妒者詬病，勢如水火，將來恐成黨禍。
第三章獄中壁詩（3）
可知所謂“參與新政”的真相，職權其實有限。而康有為則務為誇大，意中若謂，用其門徒參與新政，實為便於其主持新政的一種手段。此則仿佛以甲申以後的醇親王自居了——光緒十年甲申三月，恭王領樞，以盛是一疏，全班被逐。軍機用禮王世鐸及孫毓汶，實皆聽命於醇王。醇王以光緒本生父，不便任何主持大政的名義，康有為則以為慈禧所惡，此時亦不便任何主持新政的名義，故而隱居幕後以待時。他希望時人有此錯覺，就必得誇大招搖，而益為舊黨所嫉。袁世凱謂贊成帝制者，置其於爐火之上。我則謂康有為之於四京卿，直是有意推之於絕嶺斷崖，而己躡其後，成則自居首功，敗則猶可抽身。我很疑心光緒囑康有為離京赴滬辦官報，是他自己籌好的一條退路。這不是我故意探求，實在是康有為鬼蜮為心，奸詐百出，不能不令人隨處皆疑之故。
茲由前引楊銳、劉光第兩家書，參以光緒的兩次硃諭，大致可以想見當時的情形：第一，光緒推行新政，雖有徹底改革的決心，但在做法上卻是緩進的，一方面詔求直言，廣采輿論，作全盤改新的準備；一方面擇可行者先行。此所謂“可行”，即以不致激怒慈禧太后為原則。至於徹底改革的時機，要等到籌得能盡罷“老謬昏庸”之大臣，“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的善策，才談得到。此看光緒所賜楊銳的密詔，自然明白。
第二，四京卿基本上仍是軍機章京，不過指定了專看“時務條陳”的任務。賜楊銳密詔中指示，有所陳奏，仍由“軍機大臣代遞”，可知光緒並無意推翻原有體制，以四京卿代替軍機大臣。可知任命四京卿為革新的做法，而非革命的做法。
第三，光緒亦無凡行新政，必從康有為意見的想法。相反地，楊銳對林旭的簽，常“強令改換三四次”，而光緒向用楊銳，此可見宸衷總以持重為主，不取盲目急進。
第四，林旭希望利用看時務條陳加簽的機會，實現康有為的主張。而譚嗣同意不在此，此所以“在值尚稱安靜”。不知“最黨康有為”的譚嗣同，別有不“安靜”者在！
總之，武裝奪權為康有為、譚嗣同及徐致靖父子的主張。四京卿中，林旭曾與聞其事，但並不十分熱心，更反對謀諸於袁世凱，楊銳、劉光第則根本不知。所謂“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與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的“衣帶詔”，斷為偽造，亦更明白。因為果有此詔，楊銳一定會聲明“不奉詔”。對擬時務條陳之簽，“所答有甚不妥當者”，楊銳尚且強令之三四改而後上，謂其能奉措詞如此不妥當的密詔，其誰信之？楊銳的一條命，實在是送在康有為手裡的。而康有為自編年譜中，對楊銳猶深致不滿。只好說是前世冤孽，命該如此。至於譚嗣同，我不知道他看了林旭的詩，是不是悔悟聽信康有為武裝奪權的計劃為失策，但死無怨言，來得光明，去得磊落，即此一端，已足不朽。而與康有為並論，其賢愚不肖，亦彰彰明甚。
關於武裝奪權，康有為有一把如意算盤，倘能成功，扶光緒登午門宣詔，是一次新的奪門之變，他就是另一個徐有貞。及至見事不諧，款段出都，先期避禍。至於譚嗣同，則早就存著成與不成皆犧牲的決心，此亦有詩為證。他的《莽蒼蒼齋詩》有一首《兒纜船並敘》，其敘如下：友人泛舟衡陽，遇風，舟瀕覆。船上兒甫十齡，曳入港，風引舟退，連曳兒，仆！兒啼號不釋纜，卒曳入港，兒兩掌骨見焉。
詩為樂府，應分三段：北風蓬蓬，大浪雷吼，小兒曳纜逆風走！
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兒手。纜倒曳兒兒屢仆，持纜愈力纜縻肉。兒肉附纜去，兒掌惟見骨。
掌見骨，兒莫哭！兒掌有白骨，江心無白骨！
我相信，這“十齡兒”對譚嗣同人格的影響，遠過於“康聖人”。譚嗣同十二歲失母，“為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中國舊時大家庭中，如譚嗣同所遭遇的少年極多，若能成長，性格往往偏激狹隘。只有極少極少的人，如譚嗣同，由於秉賦特厚，這些“孤孽苦”反而成為鞭策的力量，能激發其宏願偉力，一心一意思建大功德、大功業以普救世人。以性向差異，機緣不同，或為高僧，或為大英雄。而譚嗣同志向極大，思兼賅此兩者，其自敘“仁學”的目的云：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
“仁學”在哲學範疇中，為一不成熟的見解。但立志既高，成就必大。只是需要窮思冥搜，面壁數十年，或許才能完成“仁學”的理論體系。而基本上譚嗣同只能成為大英雄，或者如張獻忠入蜀時所遇到的，大英雄式的高僧破山大師。但成就英雄事業，亦須際遇條件配合。戊戌夏秋之交，譚嗣同所遭遇的局勢，堪與“兒纜船”一詩所敘情形作比：瀕覆之船——將被瓜分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