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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言淮軍諸將皆以李鴻章為石敢當。朝廷倚重，言無不聽，倘有過失，亦可得庇護而無事。

　　  至於“平生自詡楊無敵”，不知道李鴻章在什麼時候自擬於“楊老令公”？用一“詡”字，則足以楊業為可慕。但楊業一世英名，終於有陳家谷口之敗，竟以身殉，然則李鴻章難道不嫌喪氣忌諱。如說此在甲午以後，則又不當用“詡”字。茲先引《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契丹和戰”，敘楊業兵敗事：潘美既敗於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等以為畏懼、欲從雁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敦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  

　　  美遂與帥麾下陣於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於路。業至，斜軫擁眾為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台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卻走，賀懷浦敗沒。

　　  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溪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奸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邪？”乃不食三日死。

　　  李鴻章的境遇，在某些部分來看，與楊業相似，不可戰而被逼出戰，諸將不能配合這兩點，亦正是甲午敗績的基本原因。此外就很難說了。

　　  凡對湘軍派系及離合升沉的情形，以及李鴻章御將的方法有了解的，應知“楊無敵”與“石敢當”兩典並用，可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惟其李鴻章自詡為楊無敵，所以諸將誇他是石敢當；一種是惟其諸將誇他是石敢當，李鴻章就不能不自詡為楊無敵。前者為了固結軍心，後者則為了維繫軍心了。臨敵如何不可知，在平時李鴻章一方面必須讓朝廷深信，他能絕對控制他的部下，惟言是從，臨危效命；一方面又必須讓他的部下深信，他能替部下擋災謀福，化險為夷，才不會見異思遷，甚至想取而代之。  

　　  結句典用張雨（元朝的道士，杭州人）黃蜀葵詩“金銅仙人雨中立，鉛淚恰如辭漢時”。表明此千行之淚，是在馬關議約時所流。

　　  畢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內政各操權，撫心國有興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縣神州紛割地，黑風羅剎任飄船，老來失計親豺虎，卻道支持二十年（原註：公之使俄也，遵憲謁於滬上，公見語曰：“聯絡西洋牽制東洋，是此行要策。”及膠州密約成，歸又語遵憲曰：“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

　　  “畢相”指德國“鐵血宰相”俾士麥：“伊侯”則日本伊藤博文侯爵，連李鴻章在內，為國際上公認最有權力的三政治家。但此時不獨國際上不明中國的政治行情，即使是當時的朝士，亦看不出後帝暗鬥日趨嚴重。李鴻章一面不為帝黨所容，另一面後黨亦認為李鴻章不替慈禧太后做面子，有痛心疾首之感。如果不是榮祿有政治頭腦，以王文韶去接直督為李鴻章彌縫，只怕他連交卸北洋都會搞得很難堪。

　　  黃遵憲當然是知道的，頷聯即頗有譏刺之意，而起句中一“久”字，不可輕輕放過。惟其“久比肩”，故有虛聲；亦惟其“久比肩”，不甘於就此勇退。奉使環海十萬里之行，是李鴻章破釜沉舟之舉，而究其實際，不過利用其“虛聲”作孤注一擲。說“撫心國有興亡感”，則前此於國家興亡，並無責任感。此則匹夫之不逮，何論於與國休戚之老臣？“量力天能左右旋”，則必是引用李鴻章的論調，猶如自詡楊無敵，非自詡有力旋天，不足以歆動朝廷及朝士，故所謂“量力”正譏其不量力。  

　　  第二章必死之心（1）

　　  “老來失計親豺虎”則猶為恕詞。李鴻章一生毀於甲午，而李鴻章的千古，則毀於“親豺虎”。

　　  何以說“失計”是恕詞？因為失計只是失算，本心無他。而李鴻章之“親豺虎”，動機即不純正，第一是修日本之怨；第二是要藉助外國來打開他的困境，另開一個局面，進而重掌洋務。及至到俄，經俄國對華政策的設計及主要執行人財務大臣微德的設計，俄皇尼古拉二世在離宮單獨接見李鴻章及李經方父子，據說行賄即在此時有了成議。據國醫陳存仁告訴我，張作霖封閉俄國使館，以後接華俄道勝銀行，曾經查到李經方在該行支領巨額的支票，清理官為之諱隱其事。陳先生所言自有根據，但我鉤稽故宮博物院購藏的翁同致張蔭桓書函百餘件，關於膠案如何由已獲成議而突然中變，李鴻章如何“開攬”，如何為俄國兵艦來華開路？其用心及所用手法，彰彰明甚，堪為李鴻章受賄賣國的鐵證。最後辛丑議和，態度最強硬的德國，亦已就範，惟獨俄國百計侵削，得寸進尺。而得尺猶且不足，恃有把柄在手，對李鴻章多方要挾，以致李在臨死以前數月，動輒暴怒，幾如得了失心症。左右都知其緣故，但無記載，諱言其事之故，豈不可思？最後一首是：九州人士走求官，婢膝奴顏眼慣看，滿篋謗書疑帝制，一床踞坐罵儒冠，總無死士能酬報，每駁言官更耐彈，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難（原註：光緒丙子余初謁公，公語鄭玉軒星使許以霸才）。  

　　  起首兩句，言李鴻章的“中堂脾氣”與總督派頭，“滿篋誘書疑帝制”，典出《漢書賈誼傳》：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顏師古註：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

　　  是則“滿篋謗書”皆言李鴻章有不臣之心。但慈禧太后經多少年觀察，相信他不致出此。此“滿篋謗書”自出於朝士，尤其是言官的手筆。所以李鴻章亦如漢高祖那樣，“一床踞坐罵儒冠”。此句描寫，相當生動。左宗棠見客必罵曾國藩，李鴻章見客常罵言官及翰林出身的大官，如翁同、張之洞，此屢見於當時人的筆記。

　　  頸聯深致感慨，罵盡淮軍。至於結句是輓詩例應有的寫法，否則從頭到尾譏彈，成何話說？

　　  徐仁濤及其父致靖，與戊戌政變的關係，至為密切。徐致靖與徐致祥常為人誤會為一家，甚至有以徐致靖為徐致祥者，大損清譽。按：徐致祥江蘇嘉定人，咸豐十年庚申會元。是科題為“大學之道”，全篇抄套張之洞中解元的那篇《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其後以怨報德，竟參劾張之洞，刻畫張之洞有名的兩句話：“起居無節，號令不時”，即出於徐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