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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不去挖政治歷史,不磨磨嘰嘰說情感原則,而從《召南·小星》起來說一些社會民生的話題。《小星》是一個位卑職微的小吏,對自己日夜奔忙的命運,發出不平的浩嘆。

    靜謐的夜晚,萬戶入眠的時候,忙於王事的小吏獨身夜行,與他相伴的只有天邊的星辰。小吏初醒,睡眼惺忪,只看見天邊有星,看不出是什麼星。所以詩的開頭只說“嘒彼小星,三五在東。”當他漸漸清醒,才看清楚那是參星和昴星。他想起自己,離開妻子,拋開香衾與暖裯,雖然是謹奉王命,不敢懈怠,但仔細地去想,有人息偃在床,有人肅肅宵征,際遇天差地遠。如果不以同人不同命來自慰,真不知如何排遣心中鬱郁。

    “小星”還有個美麗的隱意——小妾。這樣美麗的誤解多得古時一幫詩家的臆斷,他們認為“《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十足的腐儒之見啊,讓人無可奈何,只得以時代思想有局限為藉口原諒他們,免得氣壞自己。幸好這種怪論,古時就不大被人認同。

    李商隱《為有》詩云:“為有雲屏無限嬌,鳳城寒盡怕春宵。無端嫁得金龜婿,孤負香衾事早朝”。有人說詩意是從《詩·雞鳴》“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蛻化而來,也有說李詩從《小星》“抱衾與裯,寔命不猶”發展而來,亦可。從家中家人方面來說,妻子怨丈夫不同共眠,謂之孤負香衾;從行役者的角度來看,則是自傷“拋卻衾裯”。由此可見李商隱顯然也是認為《小星》是小吏自傷命苦的詩。

    小吏並不比普通民眾好多少,他們亦只是民的一類,好像花池裡的花,只是相對的拔節而出。自古以來“民”就是個強大而卑微的概念,說它強大是因為民眾擔負起一個又一個個王朝,建立它們又毫不吝嗇地摧毀它們,歷史的真正推行者不是被時間選出來站在風頭浪尖的英雄豪士,而是民眾;說它卑微,是因為在以前的中國,民連獨立的概念都沒有,常被呼之“生斗小民”,小就算了,被人提及還是以生斗計,簡直像米鋪里的掉在地上的米粒一樣不值錢。民眾的包容性太大:奴隸,自由民,小吏,甚至是官員,某種程度都可以稱其為民。若轉換了王朝來看,那先一個王朝的帝裔,在新的統治者看來,也只是民眾。

    一年收成的大部分上交,剩下的不夠一家人裹腹。這種際遇是相對自由民而言,若是奴姬,則更卑賤,完全沒有所謂人身自由,個人價值,等同貨物嫁妝。古希臘更離譜,只要奴隸主們商量好,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可以拿來交換奴隸的,比如鹽。

    幸好個人的自尊心會幫助人主動忽視這些,在心裡建立一個比較強大的自我保護機制。人不到走投無路精神崩潰的地步,這道心理屏障都是不容易被拿開的,人總是自尊多過自棄。即使口口聲聲自稱小民該死,也不會有人真的自認小民,甘心命比旁人賤三分。或者乾脆如奴隸一樣認命。

    臣服在命運之下,認定是老天安排,不僅僅是懦弱的表現,它更是人的一種自我保全意識。

    世大夫可以用一匹馬,一匹絲絹換走一個或幾個姬妾。像綠珠那樣的傾城之色,身價也不過三斛明珠。現在隨便一個女子,哪怕你拿著一麻袋明珠,想換她永遠以身相許都不太可能,更毋論想她為你死。

    至於男奴隸,身份就更卑賤。秦穆公時大夫百里奚,是名門之後,更是一代名臣,可這名臣的身價卻非常低,只值五張羊皮,因為他曾經是個奴隸。

    百里奚的身世說起來那真是“小孩沒娘,說來話長”,要追溯到周初時才行。周武王封周太王古公亶父的二兒子虞仲的子孫在虞國(在今山西平陸縣北)。春秋時,虞仲有個後人叫奚,因住在百里鄉,又稱百里奚,他在虞國任大夫。公元前655年,虞國被晉國所滅,百里奚和虞君都當了晉國的俘虜,成了奴隸。這時,秦穆公向晉獻公求親,晉獻公就把女兒嫁給他,同時把百里奚也作為陪嫁的奴僕之一送往秦國。百里奚不甘心做奴隸,就在半路上逃跑了,可不久又被楚人捉去,成了楚國的奴隸。秦穆公是個有雄心壯志的國君,一直留心收羅人才,他聽說百里奚是個有才幹的人之後,決心把他追回來。他怕用重金去贖會引起楚國對百里奚的重視,就按照當時奴隸的身價,用五張羊皮把他作為逃奴贖回來。秦穆公同百里奚交談後,對他大加讚賞,封他為大夫,隨時向他徵詢國策。

    看起來,當官確實是比較好的,就此擺脫小民的身份,此身離奴隸也更遠。可是當官,是當有實權的官,還是當無權的官,是當做事的官,還是當管事的官,當貪官還是清官都是有本質區別的。《北山》詩云:“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可見同為“王臣”,同為“職司”,工作並不相等,遭遇也不相同。

    似我這等沒有革命性的人,無意去譴責什麼,有些事,你譴責你的,他存在他的,像小泉那廝,你再譴責,他還不是依然故我?社會現實也是這樣,譴責代替不了現實。從古到今的現實就是——職位越低,福利越低,也越容易成為官場傾軋的犧牲品。上頭出了事,常常第一時間拿來開刀墊背,成為替罪羊。

    小吏嚴格說起來,並不是官,像縣丞、師爺等,是不入朝籍的,就算嫖jì朝廷官律也不會管。焦仲卿雖然在他老娘眼裡是個有出息人,很有前途。其實他這樣的人在龐大的官僚系統里多如牛毛,根本不是什麼希望之星。做一輩子也可能只是不入品流的小吏。

    做官講功力,做小吏更講功力,能夠像《水滸傳》里的宋江做到“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是不容易的。這要求對上阿諛奉承、對下恐嚇呵斥的演技要十分純熟才能吃得開。宋江這廝心機深沉,上梁山就是靠著他做小吏的經驗騙取人心,慢慢架空晁蓋取得實權的。但這樣的成功範例怎麼說都是極個別啊。

    (中)

    從詩經反映的現象來看,古代公職人員的福利問題,簡直比現在還成問題。不止是《召南·小星》,《鄴風·北門》同樣是一位位卑任重,處境困窮,無處訴說的小官吏埋怨公事繁忙、生活困難。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我從北門出城去,心中煩悶多憂傷。既受困窘又貧寒,沒人知我艱難樣。算了吧,都是老天安排定,我有什麼辦法想!

    王家差事派給我,衙門公務也增加。我從外面回到家,家人紛紛將我罵。算了吧,都是老天安排定,我有什麼好辦法!

    王家差事逼迫我,衙門公務也派齊。我從外面回家裡,家人紛紛將我譏。算了吧,都是老天安排定,我有什麼好主意!

    比《小星》更艱辛的小吏出現了,他一樣位卑任重,可能更慘的是,他因為收入低微,不能讓家裡人滿意,回到家裡不但不能得到家人的安慰,反而受盡譏諷。再忙再累,不會有人對他有期待,拋卻衾裯,也可能是各睡各的。被外人嫌棄猶可自慰,受家人冷嘲熱諷,情何以堪吶!

    這首詩雖然古老,說的事卻並不遙遠,很有現實意義。每個城市有太多這樣的人,拿著微薄的工資,起早貪黑地工作,人到中年,事業無起色,供不起房,買不起車。辛苦工作的積蓄連供子女讀書出國深造都捉襟見肘。與妻子的感情也進入冷凍期,感情成了親情,愛戀也成了習慣,連做愛都是應酬。再沒有了彼此貼心的話語,剩下的只有指責,怨懟,相互抱怨。生活日復一日剝落甜美,露出猙獰破碎的本相。

    很少人不嫌貧愛富,貧富無疑是世俗關照一個人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有些愛憎之心也無可厚非;可是女子,如果僅以此來衡量自己的丈夫是否成功,那是膚淺而愚蠢的。因你不曾將他看作可以依靠,同舟共濟的親人,而僅僅是改善境遇的藥方,他是藥方,你顯然就是一直生病並懊惱病始終不好的病人。

    事業不如意,是人生的大坎坷,像胃壁長久潰瘍的傷口,對男人來說這傷口尤其致命。如果有家人溫情撫慰,傷口好的也會快些,即使不好,痛感也會輕些。而做妻子的,也不必日日在懊惱自己沒有前後眼的恨悔中自我煎熬。夫妻,應該是坦誠的可以互相舔傷口的動物,相互扶持著從苦難中走出來。

    (下)

    詩經里還有一首寫工作辛苦的詩,令我印象深刻,是《召南·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我讀《殷其雷》很感動,仿佛南山的雷鳴就響在耳邊,風雨將至的時候這女子聲聲嘆息——怎麼此時候還要離家出走呢?王事繁重讓你不能有一時的歇息,我勤奮有為的君子,早日歸來吧,歸來吧!

    惦念,如這不絕的雷聲。多年以後,有個女子在月光下清怨地唱:“月亮下,想到他,默默地,珠淚下……心裡的他,快歸來吧!”計不清這歌聲打動了多少人,說不清這歌和遙遠的詩歌有什麼致命的聯繫,但第一次看見“歸哉歸哉!”四個字時,不由就想到這首歌。

    我看見,在另一個空間,千年的時光被凍結,思念那樣重,重得光陰載不動。

    這種透明的心境好像我就是那遠役的人,回望星辰如夢,知道身後有個人,那個人的心思我明白,她想我早日歸家。我何嘗不想,只是身不由己。

    或許前生,我這樣守候過一個人,也被一個人守候過。

    同樣是被人等待,《殷其雷》與《小星》相似又不同,它一樣是說工作很辛苦,責任重大,妻子惦念行役的丈夫,可是一點怨天尤人的氣味都嗅不到,它是贊詩,呼喚丈夫來歸的“她”與《北門》中小吏的家人更是截然不同。或許因為這詩中所說的男子,是“君子”而非小吏,身份相對高貴。所以連他的親人也深明大義起來——“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攻,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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