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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去夏府做客，除了笑談與美餚，還有許多近照可以傳觀，並且引發話題。她家的客廳里有不少小擺設，在小鳥與青蛙之外，更多的是象群。她收集的瓷象、木象、銅象姿態各殊，洋洋大觀。
朋友知道她有象癖，也送了她一些，總加起來恐怕不下百頭。這些象簡直就是她的“象徵”，隱喻著女主人博大的心胸，祥瑞的容貌。海音素稱美女，晚年又以“資深美女”自嘲自寬。依我看來，美女形形色色，有的美得妖嬈，令人不安；海音卻是美得有福相的一種。
這位美女主編，不，資深美女加資深主編，先是把我的稿子刊在“聯副”，繼而將之發表於“純文學月刊”，最後又成為我好幾本書的出版人。我的文集《望鄉的牧神》、《焚鶴人》、《聽聽那冷雨》、《青青邊愁》，詩集《在冷戰的年代》，論集《分水嶺上》都在她主持的“純文學出版社”出書，而且由她親自設計封面，由作者末校。我們合作得十分愉快：我把編好的書稿交給她後一切都不用操心，三四個星期之後新書就到手了。欣然翻玩之際，發現封面雅致大方，內文排印悅目，錯字幾乎絕跡，捧在手裡真是俊美可愛。那個年代書市興旺，這大本書銷路不惡，版稅也付得非常慡快，正是出版人一貫的作風。
“純文學出版社”經營了廿七年，不幸在一九九五年結束。在出版社同人與眾多作者的一片哀愁之中，海音指揮若定，表現出“時窮節乃見”的大仁大勇。她不屑計較瑣碎的得失，毅然決然，把幾百本好書的版權都還給了原作者，又不辭辛勞，一箱一箱，把存書統統分贈給他們。這樣的豪慡果斷，有情有義，有始有終，堪稱出版業的典範。當前的出版界，還找得到這樣珍貴的品種嗎？
海音在“純文學出版社”的編務及業務上投注了多年的心血，對台灣文壇甚至早期的新文學貢獻很大。祖麗參預社務，不但為母親分勞，而且筆耕勤快，有好幾本訪問記列入“純文學叢書”。出版社曲終人散，雖然功在文壇，對垂垂老去的出版人仍然是傷感的事。可是海音的晚年頗不寂寞，不但文壇推重，友情豐收，而且家庭幸福，親情洋溢。雖然客廳里掛的書法題著何凡的名句：“在蒼茫的暮色里加緊腳步趕路”，畢竟有何凡這麼忠貞的老伴相互“牽手”，走完全程。而在她文學成就的頂峰，《城南舊事》在大陸拍成電影，贏得多次影展大獎，又譯成三種外文，製成繪圖版本。
在海音七十大壽的盛會上，我獻給她一首三行短詩，分別以壽星的名字收句。子敏領著幾位作家，用各自的鄉音朗誦，頗為叫座。我致詞說：“林海音豈止是長青樹，她簡直是長青林。她植樹成林，我們就在那林陰深處……常說成功的男人背後必有一位偉大的女性。現在是女強人的時代，照理成功的女人背後也必有一位偉大的男性。可是何凡和林海音，到底誰在誰的背後呢？還是台語說得好：夫妻是‘牽手’。這一對伉儷並肩攜手，都站在前面。”
暮色蒼茫得真快，在八十歲的壽宴上，我們夫妻的座位安排在壽星首席。那時的海音無復十年前的談笑自若了。賓至的盛況不遜當年，但是熱鬧的核心缺了主角清脆動聽的女高音，不免就失去了焦聚。美女再資深也終會老去，時光的無禮令人悵愁。我應邀致詞，推崇壽星才德相侔，久負文壇的清望，說一度傳聞她可能出任文化部長：“可是，一個人做了林海音，還希罕做文化部長嗎？”這話突如其來，激起滿堂的掌聲。
四年後時光的無禮變成絕情。我發現自己和齊邦媛、竐弦坐在台上，面對四百位海音的朋友追述她生前的種種切切。深沉的肅靜低壓著整個大廳。海音的半身像巨幅海報高懸在我們背後，熟悉的笑容以親切的眸光、開朗的齒光煦照著我們，但沒有人能夠用笑容回應了。剛才放映的記錄片，從稚齡的英子到耋年的林先生，栩栩的形貌還留在眼睫，而放眼台下，沉思的何凡雖然是坐在眾多家人的中間，卻形單影隻，不，似乎只剩下了一半，令人很不習慣。
我長久未流的淚水忽然滿眶，覺悟自己的“城南舊事”，也是祖麗姐妹和珊珊姐妹的“城南舊事”，終於一去不回。半個世紀的溫馨往事，都在那幅永恆的笑貌上停格了。
二00二年八月於高雄左岸。
附：追尋母親林海音的足跡
作者：夏祖麗
為母親作傳尋訪北京故居
上個月，應天下文化出版社之邀撰寫《林海音傳》，我追尋母親的成長足跡，從南半球的澳洲飛回，踏上了北京——她從５歲起，住了２６年的地方。
第二天，在祖熾、祖火奎兩位堂兄的陪同下，我們訪問了北京師大附歇—當年的春明女中、琉璃廠、晉江會館、夏家老宅、南長街、中山公園、廠甸……母親的北京生活都在城南，她的《城南舊事》頓時展現在我的眼前。
永光寺街一號的夏家老宅，是一大片四合院，如今就要拆了。
母親剛結婚時，在那兒住過幾年。想想當年，與寡母和弟妹相依為命的台灣姑娘小英子，嫁到一個公公、兩個婆婆、八個兄弟、四十多口的書香大家庭，會是什麼樣的心情呢今年７４歲的祖火奎堂兄記憶猶新。他說：“六嬸母親和大家相處得很好，誰也對她說不出一個不字來。她並非逆來順受，也不會使人欺負她。她有一套大家庭相處的智慧，等到六叔六嬸經濟條件好了，就搬出了老宅。他們是夏家兄弟中，第一個搬出老宅的。”
祖火奎堂兄說：“把六叔六嬸兩個擱在一塊兒，就是一個字，新”南長街是他們自組小家庭後住的地方，我就在那兒出生。在文章里，母親寫道：“我們在北平的家，小方院當中，有一棵小槐樹。夏季正是一個天然的天棚，覆蓋全院。大的孩子在樹蔭下玩沙箱，奶媽宋媽抱著‘咪咪’坐在臨街的門檻上‘賣呆兒’。我伏在書桌上，迎著樹影婆娑的碧紗窗書寫，只聽見疾筆沙沙，寂靜的下午常是在這種環境下度過的。”
５０年後的今天，同樣的寂靜下午，我站在南長街的小方院裡。大槐樹沒了，臨街的門檻還在，我明白了，當年宋媽為什麼老愛抱著我坐在這兒，因為對面就是中山公園的大門，人來人往，多熱鬧呀外公早逝，母親扛起家計民國２０年，外公最小的弟弟因為抗日，被日本人毒死在大連牢里。外公自北平去收屍，傷心又生氣，回來不久就吐血，一病不起，竟然４４歲的英年，病逝在北平。
算算外公在民國１１年，從台灣故鄉頭份渡海到北京，在那兒共住了９年。
外公去世時，母親只有１４歲，是家中老大，下面有６個年幼的弟妹。外婆是個樂天知命、不識字的舊式婦女。母親在文章中提到：“在別人還需要照管的年齡，我已負起許多父親的責任了。父親去世後，我童年的美夢從此破滅了。”
為了節省開支，外婆一家八口不得不搬離梁家園溫暖的小樓，住進福建、台灣鄉親專用的晉江會館。在那兒住，不用繳房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