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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和堂兄在胡同里穿梭了一陣子才找到破舊的晉江會館，裡面仍住有幾戶人家，早已不是台灣老親了。

　　  一家八口擠在小小的會館裡，會是什麼個情景呢後來我在北方交大宿舍里問堂兄祖火奎，他說：“在我印象里，晉江會館的氣氛很融洽，當時北京的台灣人社團有它的特殊性，既不屬於北京社團，又不屬於日本人，也不屬於真正的台灣，住在裡頭的人彼此了解，抱得也比較緊，我記得林家住的前院有很多花糙，屋子裡的燈老是亮著。家裡有一些說台灣話的鄉親走動，氣氛很溫暖。”

　　  外婆是板橋人，今年７４歲的張光正在北京三里屯寓所接受我的訪問時說：“當年你外公去世時，北京的台灣同鄉都很為林家擔憂，但你媽扛起了這個家。後來她的果敢、幹練、包容的性格恐怕就是那時鍛鍊出來的。以你母親的聰明才智，是有條件念大學的，但她放棄了普通高中，去念世界新專，為的是一畢業就能出來工作，賺錢養家。”

　　  母親以畫作表達對家庭的眷戀

　　  孤兒寡母留在異鄉，是不是很淒涼呢？不，一點也不會。

　　  三姨告訴我：“大姐上班後經常在下班時帶些糖炒栗子、坑棗等回來。一家人晚上就圍坐火爐邊，在微弱的燈光下吃著，一點也沒有孤兒寡母的悲戚。這都是大姐帶給我們全家的。”母親常說，她最愛看全家團聚燈下的畫面，即使那是別人的家庭或是畫報、電影上的鏡頭。  

　　  １９９０年，母親和父親二度來澳洲探望我們。有一天我帶他們去參觀維多利亞畫廊，那天正舉辦澳洲名畫家佛瑞德·麥克賓１８８５－１９１７的畫展。我們一邊參觀，一邊向母親解說。

　　  母親在一幅《迷途》畫前注視甚久。畫裡是一個小男孩坐在叢林地上，用手捂著臉哭得很傷心。（在澳洲開拓年代，生活艱苦，父母雙雙打工，孩子乏人照管，很容易迷失在樹林裡。）母親說：“我看了好心疼，真想把他從畫裡牽出來，送他回家”於是她買了一張複製品帶回去。

　　  幾天後，母親從台北打長途電話來說：“我把那張《迷途》擺在書房裡，每次看著看著眼睛就紅了”“媽，那是畫盃”我笑了說。

　　  “可是你瞧那個年代也真有這種事的盃”她說。“對，不保孩子會走丟，大人也一樣，不過那是一種自願性的失蹤。”我說：“澳洲自古以來就有一種Ｓｗａｇｍａｎ，這種男人情願風餐露宿，有家不歸，就愛在外流浪，唯一的伴侶就是一條狗。一旦客死異地，被過路人糙糙埋葬，墓碑上往往簡簡單單幾個字：‘他沒有留下姓名’。”  

　　  “別說了，我簡直不忍心聽。”母親說，“家是最溫暖的地方，為什麼就有人想離開家呢我可不做這種事兒我就怕曲終人散，客人走了，看著空蕩蕩的客廳，滿屋的殘杯果殼，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想哭。”

　　  前幾年，母親熱衷學粉腊筆畫，但我一直沒有機會看到她的畫，一直到去年過年回台灣，在母親書房的書架里，我才發現她的一疊畫作，除了少數幾張花鳥外，其他全是“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坡”一類的家園景色。我想，這是不是就是她常說的“家永遠是看不厭的”。

　　  北京之行與人生的啟示

　　  黃昏時分，我們到了琉璃廠，我背著相機，左手舉著錄音機，右手拿著筆記本，站在那條專賣古董和文房四寶的文化街上。西方遊客如織，一群群青年學子穿過這兒放學回家。“在椿樹街二條開始了我成為一個北京小姑娘的生活。清晨起來，母親給我紮緊了狗尾巴一樣的小黃辮子，斜背著黃色布制上面有‘書包’二字的書包，走出家門，穿過胡同，走一段鹿犄角胡同，到了西琉璃廠……到了廠甸向北拐走一段就是面對師大的附小了。在晨曦中我感覺快樂、溫暖，但是第一次父親放我自己去學校，我是多麼害怕。我知道我必須努力地走下去，這是我人生第一個教育，事事要學著‘自個兒’。”母親寫道。  

　　  我仿佛看到那個梳著小黃辮，閃著好奇大眼睛，白淨可愛的英子，向我走來……“以前廠甸一到春節總排滿了攤販，後面有座廟，黃雀叼簽算命的就在那兒。”不知什麼時候祖熾堂兄站到我旁邊說。

　　  “黃雀叼簽算命”母親曾告訴過我，她小時候最喜歡在廠甸看算命的指揮小黃雀叼著命簽給人算命。有一次算命老頭突然指向人群說：“這個小姑娘有個直挺的好鼻子，你們看著，將來她能做女校長”命運沒讓這個有好鼻子的林姑娘做成校長，但卻成了作家林海音。

　　  附：

　　  李叔同《送別》

　　  長亭外，

　　  古道邊，

　　  芳糙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

　　  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瓢濁酒盡餘歡，

　　  今宵別夢寒。

　　  附：電影《城南舊事》的幕後點滴  

　　  繼《巴山夜雨》之後獨立執導的《城南舊事》為中國的散文電影提供了一個幾乎難以企及的範本。影片以“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為情感線索，透過小女孩英子的目光，在離情別緒中講著三個似乎互不相關的故事。小童星沈潔和“送別”的歌詞與旋律是人們對《城南舊事》最感性的認知。影片注重意象的唯美風格代表了同時期一批中年導演的創作傾向。20多年以後，導演吳貽弓面對記者，仍然無法掩飾自己對這部影片的感情。

　　  影片開拍有一定政治意義

　　  《城南舊事》是台灣女作家林海音1960年出版的自傳體短篇小說集，特別有一種緬懷舊日京華的傷感情緒。還有一個背景，80年代初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開始有計劃、有選擇地公開介紹台灣作家的文學作品，渠道有所放開，這部《城南舊事》便傳到電影圈內，首先由北影廠的老導演伊明改編成電影文學劇本，劇本改正後，推薦給上影廠，上影廠領導一致肯定，準備投拍。可見，當時拍攝這部影片是具有一定政治意義的，雖然影片本身不直接反映某種政治內容。

　　  我用“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十個字作為影片的總基調，那裡面有一種抽象又具體的“鄉愁”。北京的冬陽、駱駝隊的鈴鐺、《我們看海去》的課文以及井邊的小伴侶、胡同里的瘋女人、藏在糙叢里的小偷、騎著毛驢回老家的宋媽和長眠地下的父親等等，一種來自海峽彼岸的感情很樸素地打動了我。

　　  “撿便宜”得到“英子”

　　  在《城南舊事》之前，我拍過兒童片《我們的小花貓》（1979），還有在《巴山夜雨》中也有一個七歲的小姑娘娟子，是影片中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我特別欣賞孩子的眼神，他們有和大人截然不同的探詢世界的方式。同樣在《城南舊事》中觀眾印象很深的就是“小英子”這個角色，直到現在很多人談到英子的時候還是停留在她當時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