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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鍇及黃紹閎在廣州舉行會談，決定非蔣系軍隊採取所謂抗日與反共雙管齊下方針。蔣介石得此承諾，29日抵南昌，坐鎮指揮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
蔣抵南昌當天，在極小範圍表示："希望我這是最後一次來南昌指揮剿匪。張國燾、賀龍部已退出中心地區，已不足慮，剩下的只有朱毛一股。如不全力清除，什麼都沒法談。"蔣介石到南昌後，陳誠下令全軍進入戰爭狀態。形勢對滯留在蘇區一角的紅一方面軍更加不利了。此時，最好的處置恐怕只有趁敵尚未發動時，進行大踏步後退，誘敵深入，尋機殲敵了。
連續幾天，中央局無電示。1月30日，周恩來起草電文，以周、朱、王名義再報中央局：連續殘酷的戰爭轉眼就到。我如立即轉到撫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調動敵人。攻城除前電所述，一暴露企圖，二易受夾擊之不利外，還有三損傷大，四不能籌款，五耗費時日的不利。在大戰前如蒙此不利，而堅城又攻不下，增援軍三個師並進又不便打，則不僅未破壞敵人進攻部署，且更便利於敵人的進攻。因此在敵人部署完畢前，如能在撫河東岸連續求得運動戰解決敵人，我都不主張立即過河攻城。
在博古等人看來，紅一方面軍進行運動戰，和毛澤東搞的一套又有什麼不同?進攻路線的實質就是主動出擊，等敵人來打，那叫機會主義，叫右傾。另一點，博古、張聞天一到，標誌著臨時中央已遷至瑞金，如不在進攻路線上打幾個勝仗，怎能服眾?還有，紅軍主力留在撫河以東，若被敵派兵向東追趕，誰來保衛蘇區，誰來保衛中央呢?如果瑞金被敵人占領，臨時中央的面子又往哪裡放呢?南城靠北面，不攻也罷，最起碼也要把南豐拿下來，有多大犧牲也必須這麼做!
2月4日，指示電又到：在目前敵人據點而守的形勢下，無法避免攻擊堅城。在總政治任務之下，應以撫州為戰略區，目前行動先攻南豐。你們太強調困難了，這與進攻路線極不一致。為達政治目的，雖大損失亦所不惜，雖敵三四師由馬路並進，亦非與之決戰不可。此電計劃，已經中央局全體通過，勿需再討論。
言外之意，是同意也得執行，不同意還得執行了。無論你職務再高，你也是在組織之人，組織作出的決定，作為個人必須執行。日後，彭德懷在自述中曾這樣寫道："當時我為什麼同意中央局意見，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見?也還是前面所敘對攻占贛州的想法。除此之外，我當時並沒有認識四中全會實際是立三路線的繼續。當時四中全會的中央，把它稱為國際路線，布爾塞維克化的。至於它同樣是反對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是反對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的，也即是依靠紅軍打天下的單純軍事路線，我當時完全沒有這樣去想。一個共產黨員凡事要問一個為什麼，當時自己僅僅是服從中央決定，帶有極大的盲目性。"面對2月4日中央局的指示電，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只有服從了。
南豐是必須打的，不打就是路線問題。剩下的自由，只能在如何打上面儘量做點文章了。可以想見，5日和6日，周、朱、王制定作戰方案時，像是三個戴著鐐銬的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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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考慮，必須設法減少損失。如強襲不成，僥倖能驅逐城外工事中敵人，就可以一面進行坑道作業，一面準備打擊增援部隊。
但這又談何容易!南豐瀕撫河西，處在狹長的平原中部，是廣昌通往撫州大道的咽喉，又是連接黎川、崇仁的樞紐。這樣的堅城，很難迅速消滅其外圍守軍。如果城外工事中敵人尚未驅逐，而敵增援部隊已到，我則只能一心一意打擊敵增援隊。
敵人的戰役部署並沒完成，我這次強攻南豐，很可能會引其提前動作。我牽制敵人的兵力不多，則無法調動敵主力;牽制敵人兵力過多;又無法保障強攻南豐兵力。如果牽制敵人兵力不奏效，敵三四個師沿馬路並進，我正面迎敵，必受敵夾擊，如問過側擊敵人，敵援兵和守城部隊就會合了，我則無法達成奪取南豐之目的，這時該怎麼辦?
有這支紅軍不易，總不能一仗拼光。如出現這種情況，我必須移地，轉攻南豐西北之宜黃和樂安、調動敵人，創造機會在山地運動戰中解決敵人。
分析了各種可能性，提出了幾個方案。為了保險起見，幾個方案都下達到部隊，2月7，日，負責牽制敵人的紅軍部隊開始行動，紅十一軍進逼滸灣和南城，紅二十一軍進逼永豐，獨四、獨王師向宜黃、樂安佯動。
2月9日，紅一方面軍主力分三路向南豐進發。開進途中，紅二十二軍占領里塔圩，守軍退回南豐。駐守新豐街的國民黨軍第八師第四十六團因歸南豐歸路被截，萬分恐慌，連電請示該怎麼辦。陳誠回答："不要驚慌，南城、南豐防線向兩城收縮，待敵變化。四十六團就近退南城，暫歸二十四師指揮。以後各縱隊遇此情況，可相機處置，必需上報。"2月11`日，紅一方面軍主力逼近南豐城。是日下午，周恩來、朱德、王稼祥下達如下作戰部署：以紅三、紅五軍團分別由西、北兩個方向攻城，第三軍團為主攻;第十二軍在城東南配合主力攻城;紅一軍團集結於城西之堯石、貫巢地區準備打援。
陳誠當即作出反應，11日晚，他電令各部："共匪"主力已達南豐，各部需密切配合，準備與"共匪"在南豐一帶決戰。
為使攻南豐能有較大戰果，紅三、紅五軍團把攻城時間定在12日黃昏。誰知與敵激戰一整夜，紅軍攻城部隊只攻下敵人十多個堡壘，消滅敵人一個營，自身的傷亡近五百，紅三軍團三師師長彭邀戰死。
13日晨，陶峙岳接陳誠電示後，令河東四十八團撤回南豐，毀掉浮橋，擺出了守城待援的架勢。陳誠見紅軍主力位置已經暴露，頓生殺機，下令中路軍三個縱隊十一個師加速南進，又專電守南城二十四師：你即出動一部增援南豐，務必將"共匪"主力滯留在南豐地區。
面對堅城南豐，紅一方面軍首長不得不於13日下午下達命令：改強襲南豐為佯攻，主力集結於南羊城和里塔圩一線，背靠蘇區，待機消滅增援之故。
這一等就等了十天。
十天，在瞬息萬變的戰爭狀態中，實在夠長的了。紅一方面軍主力在這十天裡，好像在守株待兔。2月7日，周恩來在給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報告電中曾懇求說："似不宜先在攻堅上損傷過人的戰鬥力，如損傷大而又不能攻入，則更挫士氣。請求你們考慮。"因等不到臨時中央和中央局答覆，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同日晚聯名致電蘇區中央局："請求中央、中央局須給前方活動以機斷餘地和應有的職權，否則命令我們攻擊某城而非以訓令指示方針，則我們處在情況變化或不利的條件下，使負責者非常困難處置。因在組織上，尤其在軍事上需絕對服從上級命令，不容絲毫延擱;但在責任上、環境上我們又不得不向你們陳述意見。"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仍是沉默以對。
陳誠大笑起來。紅軍主力滯留南豐地區十幾天，不正是他期待的嗎?作為一名高級將領，不管他屬於哪一個軍事集團，都有一戰而名垂青史的希冀，儘管他們個個都知道這種成功的機會不會多如牛毛。1933年2月中旬的一段時間裡，陳誠至少聞到了一絲輝煌的氣味。如果紅軍真的決心在南豐決戰，陳誠自信經此一戰自己必將列入名將之列。十六萬人圍攻五六萬人，武器裝備又不可同日而語，勝算當在八成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