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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當晚看到戰報，十分懊惱，生怕此戰會引出連鎖反應，當即道："這個許旅長還有臉苟活於世?令蔣鼎文把他斃了。李玉堂這個中將師長是怎麼當的?著令降為上校，帶一個團戴罪立功。"蔣鼎文遭此大敗，又接委員長嚴令，大為震驚，急令第九師並指揮第三師餘部為主攻部隊，第八十三師為預備隊，向溫坊反撲。
9月3日晨，敵第九師先頭部隊第五十團已進至溫坊，其餘部隊迅速跟進。
林彪、聶榮臻一看敵五十團位置突出，殺心又起，即布置對敵五十團進行圍殲。激戰至當日16時，殲敵五十團大部。在敵後續部隊趕進後，紅軍撤出戰鬥。
溫坊兩戰，紅軍僅以七百人的傷亡代價，斃傷敵兩千多，俘敵兩千五百餘，繳獲大量物品，其中有西藥十一擔。林彪、聶榮臻在給軍委的報告中不無得意地寫道："苦戰一年，此役頗可補充。"然而，溫坊的局部勝利，只是延緩了敵東路軍的推進，無法改變全局的被動局面。
4日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中，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原因，作了這樣一番精闢的分析：起勁地反對"游擊主義"的同志們說：誘敵深入是不對的，放棄了許多地方。過去雖然打過勝仗，然而現在不是已經和過去不同了嗎?……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成立了，我們的紅軍已正規化了。我們和蔣介石的作戰是國家和國家作戰，大軍和大軍作戰。歷史不應重複，"游擊主義"的東西是應該全部拋棄的了。新的原則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過去的東西是游擊隊在山裡產生的，而山里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新原則和這相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線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打人"。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禦敵於國門之外"，"先發制人"，"不打爛罈罈罐罐"，"不喪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道路的決戰，是短促突擊，是堡壘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後方主義，是絕對的集中指揮;最後，則是大規模搬家。並且，誰不承認這些，就給以懲辦，加之以機會主義的頭銜，如此等等。
無疑地，這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了的。這是主觀主義。這是環境順利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現;環境困難時，則依照情況的變化依次變為拼命主義、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
對於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為數極多的消耗戰，毛澤東生動而尖銳地分析說："拼消耗"的主張，對於中國紅軍來說是不適時宜的。"比寶"不是龍王向龍王比，而是乞弓向龍王比，未免滑稽。
睡眠和休息喪失了時間，卻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有什麼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這是蝕本生意。我們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的蝕本正因為這一點。
驛前失守後，"保守主義"也保不住了，博古、李德便開始琢磨"逃跑主義"了。
毛澤東得到驛前失守的消息後，再次向中央建議：紅軍主力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敵人至湖南，在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戰機，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爭取粉碎敵人的"圍剿"，恢復中央蘇區。
博古、李德再一次拒絕了毛澤東的建議。
毛澤東無可奈何，又對戰局放心不下，就向中央提出到於都視察。9月中旬，毛澤東帶著秘書和警衛員抵達於都。
從9月8日起，中革軍委才開始部署戰略轉移。為了在突圍西進時減少阻力，致函陳濟棠，表示願意和粵軍舉行秘密談判。
9月26日，國民黨"圍剿"軍主力同時向石城、興國、古龍岡、長河發起攻擊，南路軍也在向會昌逼近。局勢急劇惡化了。
9月29日，《紅色中華》報發表了《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署名社論。社論中含含糊糊地說："為了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我們在蘇區內部求得同敵人的主力決戰，然而為了同樣的目的，我們分出我們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敵人的遠後方，在那裡發動廣大的群眾鬥爭，開展游擊戰爭，解除敵人的武裝，創造新的紅軍主力與新的蘇區……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地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縮短戰線，集中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戰的勝利。"走與不走似在兩可間，走多少也不清楚，走到哪裡更不明白。這就是日後被史學家考證出的實行戰略轉移的第一公開信號。
準備是已經在準備了，按照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團"的計劃，是準備在10月底或11月初沿六軍團行動路線，到湘鄂酉去。時間尚早，這個秘密當然還要繼續保下去。
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全權談判代表潘漢年、何長工帶著朱德和周恩來的親筆信趕到尋鄔與陳濟棠的代表楊幼敏、宗盛進行談判，雙方達成了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和必要時可互相借道等五項協議。這樣，紅軍轉移的通道也具備了。
第二天晚上，一份驚人的電報擺在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團"面前：石城失守、國民黨軍擬於14日總攻瑞金、於都。
博古、李德頓失方寸，匆忙中作出了從10號開始轉移的決定。軍史載："這時，國民黨軍的行動仍十分謹慎，不敢長驅直入。但是'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對於石城之夫驚慌失措，他們沒有足夠的膽略利用敵人暫時不敢冒進的時機，對部隊進行必要的動員教育，然後突破其包圍圈，尋機作戰"，"而是被敵人的氣勢洶洶所嚇倒，匆忙決定退出中央蘇區，向湘西實行戰略轉移。在轉移中，他們又實行逃跑主義，致使紅軍又遭受嚴重的損失。"也就是說，毛澤東在於都接到準備轉移的秘密通知不會早於10月7日。接到通知後，毛澤東約在10月8日或9日趕回瑞金。
"三人團"不但同意了毛澤東隨軍行動，而且也同意了已有身孕的毛澤東夫人賀子珍隨軍行動。
在這種決定黨、紅軍、蘇區和每個人命運的轉折關頭，鬥爭更加白熱化。我們再來讀一節《毛澤東年譜》的記載吧：在轉移出發前，得知張聞天對中央最高"三人團"將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員分散到各軍團去有意見，立即向中央提議，轉移時將他們安排在一起，"三人團"採納了這個意見。當時張聞天對秦邦憲"左"傾錯誤不滿，在同毛澤東閒談時說出來了。從此，張聞天同毛澤東接近起來。《張聞天傳》是這樣披露中共黨史上這一節重要史實的："博、洛矛盾"的發展導致張聞天在組織上也受到排擠。張聞天是直到長征快要出發之前，才從閩贛回到瑞金的。這時，長征前的一切準備工作都已由最高"三人團"決定。張聞天感覺到自己"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心裡很不滿意"。毛澤東從於都回到瑞金比張聞天還要晚。他當時在黨內的境遇更差。張聞天此時的感受，在毛澤東的心裡已經是鬱積多年了。眼看反"圍剿"戰爭失利，不得不離開這塊血汗澆灌的紅色國土，他們心中都有抑鬱、憤懣之情。出發前有一天，張聞天同毛澤東坐在"雲山古寺"前黃槲樹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來。張聞天把心中的不快全都向毛澤東談了出來。張、毛之間這次坦誠談心，使他們的接近與合作，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