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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輝瓚師被殲的第二天，魯滌平急令譚師速退洛口，與許克祥師靠攏。兔死狐悲，譚道源一見紅軍挑來揀去先吃了張輝瓚，便知道自己已經被朱毛列在下一道菜的菜單上了。張輝瓚在最後的時刻，尚能在電台里向"譚兄"哀號呼救，要是自己也落到這步田地，該向誰開口呢?說一聲"念在黨國的分上"能打動人嗎?黨國是誰?今日是蔣介石;呵混戰連年，誰能保證明天馮玉祥或者桂系不能代表黨國?
所以，接到魯滌平的撤退令，譚道源感到如遇大赦，急令所部向東韶奪路而去。
1月2日，毛澤東和朱德在小市號令部隊：明晨全線追擊譚道源。"1月3日，紅一方面軍在東韶咬住了半個譚道源，經過大半天戰鬥，消滅譚師過半，俘官兵三千餘，繳長短槍兩千餘支，機關槍四十餘挺，迫擊炮四門。最讓毛澤東興奮的是，又繳獲了一部電台。
五天打了兩個大勝仗，總指揮部就常有師以上高級將領"順路"光顧。他們看見毛澤東精凝神聚對著剛繳到的大作戰地圖沉思，不敢前去打攪，都是投去一個崇敬、欽佩的眼神，轉過身來，嬉笑著小聲向慈父一般的朱德央求著什麼。
毛澤東一直在地圖前站到傍晚，丟下一地劣質菸頭。轉過身道："這幫娃娃鬼鬼祟祟和你說了點啥?是不是把胃口吊起來了?再想打這樣的仗，就想過頭了。"朱德為難道："都是來請求下令明天去打洛口的，個個都能講一套套理由，我不好挫他們銳氣，說等和你商量商量再說。"毛澤東嘆口氣道："驕兵必敗，窮寇莫追。真正能不養驕兵，不追窮寇，難呢!晚上開個師以上幹部會，潑點冷水清醒清醒。這盆冷水由我來潑。"1月3日晚，紅一方面軍師以上幹部近三十人歡聚剛剛占領的東韶，恭聽毛澤東講話。
毛澤東仔細分析了打洛口的幾多困難後，很不客氣地說道："明天我們不能去打洛口，而是要回小布。我們打了兩個勝仗，有些同志以為自己像天兵天將一樣，這不好，不能驕傲。"1月4日，毛澤東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見了被解放的無線電台人員，歡迎他們加入紅軍，希望他們為建立紅軍電台而努力工作。
次日，紅一方面軍鑑於敵人已退守興國、吉安、永豐、南豐之線，轉入鞏固和擴大蘇區、發展壯大自身，為再次打破敵人的"圍剿"，做準備等工作。
至此，第一次反"圍剿"作戰告一段落。若干年後，台灣國防部史政局編寫的《剿匪戰史》公開出版，裡面有這些反省之語：紅軍"憑藉蘇區組織，從事作戰準備"，他們"控制民眾，刺探軍情，傳遞情報，並封鎖消息"，終"乘虛蹈隙，機動集中兵力，先後各個擊破我第九路軍第十八、第五十兩個師，以致第一次圍剿作戰失利。"這部台灣當局編撰的書里，應該加上這樣一句話："此類戰法，全民皆兵，實為古今中外所罕見。"事實上，在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前，他們並沒深刻地意識到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巨大威力。
這裡似乎應該為第一次反"圍剿"作戰中幾個特殊人物的後來命運作一個交待。魯滌平，以作戰不力被免去南昌行營主任之職，日後雖仍在國民黨政治舞台上行走，但每況愈下，後因查一暗殺案被軍統方面派人下毒滅口，第一次"圍剿"作戰是他政治生涯的轉折點。張輝瓚，被俘後曾求毛澤東高抬貴手饒他一命，毛澤東也擬用他作紅軍學校教官，但他手上沾的革命者鮮血太多，1月28日，在萬人的怒吼聲中被斬首。據傳，張輝瓚被殺後，群眾將其首級裝入木籠中，籠插三角旗，旗上書"這是張輝瓚的頭"，籠被置贛江中，後被國民黨軍撈獲。又據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披露，蔣介石曾有意以釋放大批政治犯並付二十萬大洋為條件換回張輝瓚。朱德日後曾云："我們對殺了他很感後悔，倒不是因為那筆錢，而是因為蔣介石對殺了他進行了報復，殺害了許多我們在獄中的同志。"1931年1月15日，以項英為代理書記的中共蘇區中央同在小布宣告成立，毛澤東、朱德等九人為委員，撤銷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建立由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為主席，朱德、毛澤東為副主席，取消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
至此，項英成了江西中央蘇區黨、政、軍一號領袖人物，毛澤東受他直接領導。
可是，一個"三人團"的到來，事情很快發生變化，項英從政治生涯最輝煌的巔峰跌落下來。
這裡需要補一個不長不短的故事。
故事的開頭接續著李立三在那次會議上對共產國際的"大不敬"的發言，小個子王明以此向共產國際告狀。兩個多月後，共產國際給中共寫了一封史稱"十月來信"的指示信，把批李立三的調子上升到了路線鬥爭的高度，並透露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將在適當的時候來中國協助中共解決路線方針的大問題。
二十六歲的王明一邊度著蜜月，一邊起草後來成為他上台後的施政綱領的重要文章───《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同時，他又接連寫信給中央，要求為他平反。理由很充分，李立三已被共產國際批判了，而他是反李立三的英雄。在後來那篇臭名昭著的長文里，王明又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瞿秋白，認為瞿秋白領導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同樣因為通訊的極度不便，中共中央直到11月16日才收到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周恩來和瞿秋白這才看出王明、博古等人前一段對中央提出的批評和共產國際的批示驚人的一致。
12月初，王明等公開打出反對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的旗號，指責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已沒有保障執行國際路線的可能，不能領導全黨工作，要求由國際組織臨時的中央領導機構。羅章龍等一些三中全會時受到批評的人，也跟著鬧起來，也要求召開緊急會議改組中央。
12月10日，米夫以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的身份出現在上海灘上。四天後，米夫提出要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再過兩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取消對王明、博古、王稼祥、句子述四同志處分的決議。
中共中央當時的自主性於此可見一斑。
12月26日，中共中央再次根據米夫的指示，任命王明為中共江南省委書記，博古被任命為團中央宣傳部長。
月底，六屆四中全會尚未召開，《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已起草完畢，並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名義，擬好了一份新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名單，圈定了出席這次會議人員的名單。米夫所圈定的三十七位出席者，有十五名連中央委員也不是，其中包括王明。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武定路召開了。米夫以太上皇身份左右著會議。
米夫在這一天的會議上，有過這樣一個發言："忠發、錫根、向應他們是工人同志，他們雖有錯誤，我們現在決不讓他們滾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們，看他們是否在工作中糾正自己的錯誤。""如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於是乎，向忠發保住了總書記的位置，周恩來也勉強保住了位置，李立三和瞿秋白只好"滾蛋"了，原是政治局常委的李維漢也"滾蛋"了，而且被"踢"出了中央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