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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下午，開始選舉新的政治局人員。
米夫拿出這樣一個名單：政治局委員九人，向忠發、項英、徐錫根、張國燾、陳郁、周恩來、盧福坦、任弼時、王明;候補政治局委員七人，羅登賢、關向應、王克全、劉少奇、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
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一點也不顯赫。
羅章龍此時領一干人殺將出來，當眾讀了一份他們事先擬好的政治局名單，與米夫唱對台戲。
解決這個尖銳矛盾的辦法，只有投票表決。按照組織原則，中央全會，只有中央委員才有表決權，米夫一句"參加會議的都有表決權"，組織原則也乖乖地靠邊了。
表決的結果當然是通過米夫的方案。這又是在蘇聯政界無足輕重的人物就可決定中國共產黨命運的又一明證。因為米夫的影響，中國共產党進入了王明路線時期。
看看鮑羅廷、羅明納茲、米夫日後的命運吧。1927年秋，鮑羅廷回國，史達林拒絕召見他，旋即，他被安排在一家外文出版社做一名編輯，1949年因特務嫌疑被捕，兩年後慘死於西伯利亞流放地。羅明納茲1927年底回國，即被調離共產國際，下放到自然條件極端惡劣的高加索地區，三年後被指控在高加索組織反黨集團，受到內部控制，又過四年，因受不了漫長的精神折磨，自殺身亡，自殺後被開除黨籍。這個米夫在中國呼風喚雨，回國後漸漸在共產國際失勢，一度當過後來去莫斯科當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的手下，1938年被蘇聯專政機關處決。
六屆四中全會，改變了眾多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人物的命運。李立三去蘇聯作檢查，一去十五年;羅章龍不服，搞第二中央，旋即被開除黨籍;瞿秋白告長假休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台。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曾這樣描述作為共產黨領袖的心理感受："我第二次回國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局領導機關J這期間只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可是這半年對於我幾乎比五十年還要漫長!人的精力已經像是完全用盡了似的。"王明此時雖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局委員，卻因他有米夫這樣一個後台，實際上已成為中共的新領袖。向忠發只是個名分上的總書記。
因為朱毛紅軍剛剛大敗敵軍，中央此次派去一個代表團傳達四中全會精神，以示重視。這個代表團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組成。(任弼時和王稼祥日後都成了毛澤東的堅定的支持者。)四中全會是對三中全會的否定，項英儘管因工人成分在四中全會上保住了政治局委員，但他去蘇區代表的卻是三中全會，自然也需要打打屁股。
正當米夫在中共中央上層叫這個"滾蛋"，扶那個上台外帶"打屁股"的時候，蔣介石限令"剿共"各軍兩個月內將湘贛紅軍肅清，並為再進剿提出招集流亡、實行連坐法、扶植自衛力量、實行推進四條辦法，任命軍政部長何應欽以湘贛鄂閩四省剿共司令名義代理總司令職權。
1931年2月10日，何應欽就任南昌行營主任，布置對中央蘇區的第二次"圍剿"。
2月17日，也就是1931年正月初一，毛澤東在小布軍民慶祝反"圍剿"勝利暨迎春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指出："我們當前的任務，就是要積極整訓部隊，擴大根據地，大搞生產運動，發展蘇區經濟，以對付敵軍的下一次'圍剿'。"幾天後，毛澤東得知何應欽這次調集了二十個師另三個旅，共二十萬人，準備進攻蘇區，不禁詞興大發，補寫了《漁家傲》的下半闋："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半天，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
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再一次在蘇區的地盤上打仗，充滿了必勝的信心。
國民黨調兵遣將，第二次"圍剿"即將開始。3月2日，上海的中共中央給中央蘇區的指示信中，出現了這樣的話："若遇環境不利，不能做殊死戰的時候，為著阻止敵人的猛攻，應一面繼續戰鬥，以掩護基本部隊(軍、師、團)的撤退，以便建立新的蘇維埃運動根據地。在這種情況之下，江西的紅軍可退至湖南，粵桂北，及貴州東南。"真要這麼去做，紅軍就成了掰苞谷的猴子了。這種想當然的設想，為紅軍確定戰略方針設置了不少人為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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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朱德在小布等到2月底，不見何應欽有何動靜，即帶領紅軍主力東移。
中原大戰結束，何應欽的軍事事業已經達到輝煌的頂點。在幾年的新軍閥混戰中，他再創北伐時期的不敗佳績，放眼軍界名信，哪一個不是他的手下敗將?唐生智敗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敗了，馮玉祥敗了，閻錫山也敗了，至於少帥張學良，如不是及時易幟，在他何應欽那裡註定也討不到什麼便宜。這次奉命討伐共產黨，當然不想給自己的軍事生涯塗一個污點。他決定取一個"穩"字，確定了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分進合擊、互相策應的作戰方針。這種戰法需要各路軍馬全部到位時才能使用。在他這個龐大的計劃中，要動用王金鈺的第五路軍、朱紹良的第六路軍、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和孫連仲的第二十六路軍。朱、蔡兩路軍已在江西，王軍在湖南，孫連仲卻遠在山東濟寧。
孫連忡遲遲不肯開拔，何應欽這廂等米下鋪。蔣介石看這陣勢，知道說兩個月肅清紅軍又成了大話;不好催何應欽，只好去求孫連忡。直到3月下旬，孫連忡的部隊才陸陸續續開進江西。
這段時間，毛澤東指揮蘇區軍民，在方方面面都做了充分的準備，連怎樣寫用於宣傳鼓動的《時事簡報》也過問到了。3月12日，毛澤東親筆寫道："《時事簡報》是極大的黑墨字，稀鬆七八條，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的群眾讀物。""《時事簡報》是蘇維埃區域中提高群眾鬥爭情緒，打破群眾保守觀念的重要武器，在新爭取的區域對於推動群眾鬥爭更有偉大的作用。"4月2日，毛澤東還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寫下了這樣一句名言："不做調查研究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研究同樣沒有發言權。"與毛澤東這種務實風格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項英這段時間的脫離實際。據《毛澤東年譜》載：3月18至3月21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由項英主持在黃陂舉行第一次擴大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關於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決議，以及反對李立三路線和所謂調和路線等問題。會議沒有認真組織討論如何對付敵人新的"圍剿"問題。
囿於空泛的是與非的討論而不管現實中的得與失，本是政治家不成熟時期的通病。1931年前後幾年裡，中共中央判斷是與非的標準大體不離共產國際的一項項與中國國情相去甚遠的指示。在這種後來一眼就可看出是白費工夫的爭論和鬥爭中，許多中共領袖白費了自己的才華，有的被莫名其妙地拋向了個人悲劇的道路。
4月上旬，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三人團到達寧都青塘，參加中共蘇區中央局的領導。
何應欽下達向中央蘇區進攻的命令是在3月27日。自4月1日起，國民黨軍分四路向蘇區推進。第十九路軍由興國攻向龍岡、寧都;第五路軍由吉安、永豐攻向東固、潭頭;第二十六路軍由樂安、宜黃攻向大竹、洛口;第六路軍由南豐、康都攻向廣昌。此次"圍剿"，國民黨採取軍事、政治、經濟相結合的辦法。在軍事上，為了求穩，一天只前進五里、十里、二十里，再進一步，必先以小部隊進行游擊偵察，然後再大部隊向前推進，每占一地，馬上構築工事和進行搜山、駐剿。在政治上，每占一地，即召地主豪紳，組織善後委員會和守望隊，進行恐怖統治和欺騙性宣傳。在經濟上，除在外對蘇區實行嚴密封鎖外，進入蘇區後，大肆搶劫、燒殺，企圖造成蘇區經濟困難和人心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