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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三十萬人軍中，幾乎雲集了國民黨軍中已成名和將要在抗日戰爭中成名的所有高級將領。陳誠：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戰略部署的主要策劃人;衛立惶：中國遠征軍總司令;孫連仲：台兒莊戰役的組織者和指揮者。
蔣介石派出這樣的陣容對付朱毛紅軍，可見他把朱毛當成了自己最主要的對手。
6月30日，何應欽由南昌抵臨川，發布了全線攻擊令。第三次反"圍剿"作戰從此拉開了帷幕。
此時，紅一方面軍總都在福建建寧，主力分散在建寧、泰寧、將樂、歸化、清流、連城、寧化、長汀、石城、於都、金昌籌地做群眾工作，紅四軍十二師、紅三軍九師在南豐、宜黃以南地區活動。方面軍對敵人突然而來的大規模進攻尚一無所知。6月30日，國民黨三十萬大軍已箭在弦上時，毛澤東還在建寧一個村子裡訪貧問苦，回總部的路上對警衛員說："一個領導者，要把調查看作吃飯一樣經常、重要，一天不串門，就像一天沒有吃飯。"毛澤東在贛閩邊，消息閉塞，不知敵人有這麼大規模的行動，可以理解。設在上梅的黨中央難道對蔣介石的進攻事先也一無所知嗎?
不!中共中央6月16日曾發一訓令，告訴紅一方面軍蔣介石將要發動新的"圍剿"了。不幸的是，這封信在戰鬥打響時尚未進入蘇區。
暫且把毛澤東、朱德如何迎敵作為一個懸案放在這裡。讓我們先看一看中央指示信常做這種馬拉松式的旅行，還會帶來什麼別的後果吧。
這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悲壯、忠誠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之一，就是半個世紀以後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
這個故事的起因是李立三主持起草的冒險計劃。這個故事沒能及時結束，同樣也因為中央的一份停止李立三冒險計劃的文件。讓我們從頭看起吧。
1930年9月30日，(請注意：兩天前李立三已經在上海下台了)中共南方局代表鄧拔奇出現在右江蘇區紅毛軍軍部。他此行的任務是傳達中央政治局6月11日通過的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和6月16日《中共中央給南方軍委辦事處並轉紅毛軍前委的指示信》。
指示信要求紅毛軍和紅大軍，"堅決地進攻敵人的柳州、桂林，向著廣東的西、北江發展"，協同東江地區的紅軍進逼廣州。
這一年，鄧小平二十六歲，任紅毛軍前委書記。
1930年11月8日左右，紅毛軍和紅大軍整編成紅毛軍，總指揮李明瑞，軍長張雲逸，政治委員鄧小平，下轄十九、二十、三十一三個師。全軍總兵力七千餘人，有長短槍兩千八百餘支，機槍七挺，迫擊炮三門，山炮二門。
總共只有七千人，其中還有四千人沒有槍，能打下柳州、桂林嗎?當時沒有人提出這種疑問。他們想的只是怎樣忠實地執行中央的指示。
可是，中央又沒指示放棄根據地。於是，留下一個師由韋拔群、陳洪濤帶領在蘇區堅持鬥爭。這一個師僅有一百多人!
軍史在這裡評價說："第二十一師僅一百餘人，在右江蘇區獨立堅持鬥爭將是十分困難的。但書拔群、陳洪濤從大局出發，堅決服從紅毛軍前委決定，勇敢地挑起了留在右江蘇區堅持鬥爭的重擔，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對革命事業的堅定信心和高度的組織紀律觀念。"一個二十世紀的傳奇從此寫下了驚世駭俗的第一筆。
10日，紅毛軍離開河池東進。
18日與敵覃連共師相遇，敵楊騰輝師也從柳州趕來。雙方戰至當日黃昏，紅毛軍為避免不利決戰，撤出戰鬥。此遭遇戰，紅七軍殲敵五百餘，自己傷亡三百多。
12月初，紅毛軍前委決定攻占融縣長安鎮。從5日開始，攻到10日，因故援兵至，紅毛軍被迫改變由長安鎮渡融匯前去攻打桂林的原定計劃，北向轉移。此戰，紅毛軍殲敵六百餘，傷亡五百餘。
兩仗下來，紅毛軍只剩不足六千人!
鄧小平最先對中央的方針提出懷疑。12月12日，他總結了四把、長安兩仗的經驗教訓後說："桂林是廣西軍閥經營多年的城市，周圍駐軍數倍於我，我看桂林是不能訂了。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做一些工作。"鄧小平像毛澤東一樣，此時也是"孤臣"，大音稀聲。他的意見被否決，仍堅持原定攻打桂林的計劃。會議同時決定，由五十五團政治委員黃一平率數人化裝潛入桂林做內應。
這幾個內應後來去向不得而知。紅七軍根本沒有接近過桂林城。半個月後，七軍在強攻武岡時再次受阻，傷亡五百多名。
此時，紅毛軍已不足五千人，嚴冬季節，多數幹部戰士還穿著單衣、草鞋。為了生存，不得不改變行動路線，準備攻占敵人兵力薄弱的全州縣城。
1931年1月2日，(請注意：此時距瞿秋白下台只有五天了，而紅七軍尚不知李立三下台的消息)紅毛軍進抵全州，城內守軍棄城而逃。
在全州休整期間，廣大基層指戰員對攻打柳州、桂林等大中城市的指示都深表懷疑，議論紛紛。在鄧小平堅持下，七軍前委會認清了攻打柳州、桂林已無可能，決定先到湖南江華一帶休整一段，再向廣東北江發展。鄧拔奇一看大局已定，回上海復命去了。
1月23日，紅毛車進到湖南宜章逕口村，與當地組織取得了聯繫。此時，紅毛軍只剩下三千餘人!
軍史載："2月1日，紅毛軍轉移到廣東乳源縣梅花村。紅七軍前委書記鄧小平，"紅毛軍軍長張雲逸等在棉花壇會見樂昌地方黨組織負責人時，了解到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和中共中央已經停止執行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主義計劃。"中央的直接指示信還沒有送達!
此後，紅毛軍又幾經轉戰，於1931年7月進入中央蘇區，歸紅一方面軍建制。
中央也有中央的難處。
1931年4月，因為顧順章的叛變，中央的正常工作基本上停止了。從此以後，中央機關的活動範圍被迫一縮再縮。有時想發一份指示，幾天都聯繫不上一個交通員。
蔣介石到南昌布置第三次"圍剿"中央蘇區的同一天，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不聽周恩來的勸阻，執意去見一個和他相好的妓女。
一夜風流的代價是毀了一個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向忠發被敵人逮捕，被捕第三天就叛變了，旋即被殺。從此，在上海的幾名政治局委員很長一段時間不能相互來往，更別說領導全黨工作了。
這就是中共中央當時的狀況。不恭敬地說，可以叫做慘不忍睹。
7月4日，蘇區中央局由龍岡南遷。這一天，項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等在馬首上開了個短會。
項英說："敵人來勢兇猛，聽說蔣介石也在南昌，他的嫡系部隊又全來了。我們得做兩手準備，一是要在根據地作戰，一是轉移到別處再開闢新根據地。"任弼時道："中央沒有這種指示。我們轉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在哪裡?上次來敵二十萬，我們不是用十五天就把他們打敗了嗎?"王稼樣接道："澤東同志打仗有一套，這次蔣介石也未必能揀到便宜。我看要立即發個通知，進行政治動員，增強必勝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