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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後的一個晚上，通信員跑來興奮地告訴羅明："羅書記，敬愛的博古同志明天上午到達上杭。"羅明喜不自禁，"這可是天大的喜事，前些天洛甫同志來了，明天博古同志也來了，黨中央都來蘇區了，以後的工作就更好做了。"第二天上午，羅明前去迎接博古。
一個省委代理書記，總不會大老遠跑來專門迎接我的吧?博古先問道："臨時中央遷入蘇區是極秘密的行動，你不是專程來接的吧?"羅明實話實說："我還兼省委駐杭永岩全權代表，聽說你路過這裡，我就來了。"博古很不高興地說，"你是省代理書記。不領導全省工作，來上杭、永定、龍巖幹什麼?"羅明又實話實說："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精神並經省委研究決定，是來這裡開展游擊戰爭的。經過幾個月的工作，問西的形勢已迅速好轉。"博古沉默了半天又問道："毛澤東都做了哪些指示，能不能說給我聽聽?"羅明的身份快定了他這時還無法知道寧都會議的內情，他再次實話實說道："毛主席的指示很具體、很細緻，主要是讓我們搞游擊戰爭庫制敵人，配合主力紅軍作戰。事實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十分高明。照此下去，打破敵人四次。圍剿，一點問題也沒有。"沒想到毛澤東的影響力這麼大!博古心裡陡地一沉。他說幾句話，一個省就動了起來。中央三令五申的方針，執行起來卻很難。
博古當時沒再表示什麼。幾天後，他到了紅都瑞金，同先期到達的張聞天會合了。
1933年2月15·日，由博古起草的《中央局關於閩粵省委的決定》以中央局的名義下發了。《決定》指出，"中央局在檢查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後，認為省委處於一種非常嚴重的狀態中。在省委內部的一部分同志中，顯然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蘇區中央局迅速作出如下決定：一、立刻撤銷羅明同志省委代理書記及省委駐杭永岩全權代表工作;二、在黨內立刻開展反對以羅明同志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三、省委對這一路線的腐朽的自由主義態度，必須受到最嚴厲的打擊;四、公布這一決定，並在各種黨的會議上與黨報上解釋這一決定。
作為一位資深的政治領袖，毛澤東一個深呼吸，就能嗅出打羅明的實質，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後，迅速結束休養，從長汀回到瑞金，走上了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工作崗位。
2月20日，蘇區中央局作出《關於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的決議》，號召在全蘇區團內開展反羅明路線的鬥爭。
同日出版的《鬥爭》上，發表了題為《什麼是進攻路線》一文，點名批評"永吉泰和會尋安長期陷在純粹防禦的泥坑中"。永吉泰中心縣委書記是毛澤東的小弟弟毛澤覃。會尋安中心縣委書記是鄧小平。《鬥爭》上發表的另一篇重頭文章《什麼是羅明同志的機會主義路線?》寫道：羅明路線是反對黨的總路線，同黨的總路線對立的機會主義路線。黨的總路線就是布爾塞維克的進攻路線。
2月24日，新組成的中共福建臨時省委作出決議，痛斥劉曉為代表的對羅明路線的腐朽的自由主義態度。
2月26日，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博古在瑞金作題為《擁護布爾塞維克的進攻路線》的政治報告，號召全黨投入反羅明路線的偉大鬥爭中去。
鬥爭的矛頭為什麼沒有直指毛澤東呢?
《毛澤東年譜》載：3月，共產國際執委會致電中共臨時中央，強調要繼續加強軍政領導力量，並提出"對毛澤東必須採取儘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中共內部紛爭又起的時候，正是第四次反"圍剿"戰爭的關鍵時分。
1932年12月下旬，何應欽採取"三路分途向匪巢進剿，主力集中於中路，包圍匪軍主力於黎川附近地區一舉而殲滅之"的作戰方針，對中央蘇區實行第四次"圍剿"。具體部署是：十八軍軍長陳誠指揮由蔣介石嫡系部隊十二個師七十個團約十六萬人組成的中路軍，對中央蘇區實行主剿，尋紅軍主力決戰。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錯指揮由第六十、六十一、七十八、四十九、五十六、新編第二師等六個師一個旅約八萬人組成的左路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指揮由第一、二、三、四、四十四師、獨立第三師和獨立第二旅共六個師一個旅約人萬人組成的右路軍，分別在閩西和贛粵邊地區擔負就地剿辦和策應中路軍進攻的任務。
這種作戰方針還有個簡捷的稱謂：分進合擊。分進合擊關鍵在幾路密切配合上，蔡廷錯和余漢謀如果消極怠工，這種布陣的威力就大大減弱了。如果陳誠的中路軍真的抓住了紅軍主力決戰，余漢謀和蔡廷鍇肯定又會十分賣力。所以，紅軍能否打破這次"圍剿"，關鍵在於能不能擊破陳誠的中路軍。
陳誠依照何應欽的總部署，將中路軍的十二個師分成三個縱隊。一縱由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師三師組成，集中於宜黃南部，由五軍軍長羅卓英指揮向廣昌方向進攻。二級由第十、十四、二十七、九十師四個師組成，集中於撫州以南地區，由四軍軍長吳奇偉指揮側擊黎川。三級由第五、六、九、七十九師四個師組成，集中於金溪地區，由八軍軍長趙觀濤指揮。向黎川正面進攻。另以四十三師為預備隊。
紅一方面軍在金資戰役結束後，做了最大限度集中兵力的工作，從贛南、閩西、閩浙贛調來了紅十一、紅十二、紅十軍三個軍，兵力增加至七萬來人。1933年1月中旬，一方面軍在金溪、撫州間撫河以東地區。
僅和陳誠指揮的中路軍作戰，紅一方面軍也處在絕對劣勢上。因此，周恩來和朱德準備在運動戰中導機殲敵。
因為博古、張聞天的到來，一場關子行動方針的爭論開始了。
1月16日，蘇區中央局電示紅一方面軍首長：你們要移師撫河以西，進攻敵人的重兵集團，攻擊堅城，調動敵主力決戰。
這顯然是正中陳誠下懷的決策。
周恩來、朱德、王稼祥於17日電復中央局：依現時敵情，即撫河流域敵兩個較強集團軍還未組織完備以前，我軍能於撫河東岸會合十一軍求得運動戰消滅敵人主力，確比圍攻南豐暴露我軍企圖去打敵增援隊為好。
臨時中央進入蘇區後，第一次下達軍事命令，豈容你們不聽招呼?如果你們也各行其是的話，和毛澤東又有什麼區別?你們不是都表示擁護進攻路線嗎?為什麼不落實在行動上?這正是考驗你們的試金石。
1月24日，又一份指示電擺在周恩來、朱德面前：你們要站在一致的路線上執行以下指示，集中我們所有主力取得南城並鞏固和保持它，然後再進攻和取得南豐並鞏固和保持它。占領南城和南豐是新作戰計劃重要的一部分，你們要立即報告執行的結果。
朱德看了電報，馬上道："不管是攻南城還是攻南豐，攻得下攻不下也還未知。就是攻得下來，一定是守不住的。"王稼祥也道："這兩座城，全軍傾盡全力去攻，三天內也無法拿下。南城、南豐相距不足百里，我去攻，必遭敵內外夾擊。那時東有撫河，大部隊進退兩難。"周恩來說："等一等再回電。"1月27日，周、朱、王電復中央局：攻城與消滅增援隊，一有暴露企圖，二有易受夾擊的不利，故不如在東岸自如。因此，在東岸目前如能求得運動戰，決不應輕易過河。